开云千百年来，残酷的战争实践成就了众多性格特点独特、指挥风格迥异的中外将领。受不同文化的熏陶，中西方将领在作战指挥的理念、主体、谋略以及风格上，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指挥文化差异。在世界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在传承好自身传统指挥文化的同时，也要客观地汲取西方传统指挥文化中有益因子为我所用。

　　指挥理念：仁道与力量。指挥理念最能反映中西方在军事力量运用上的认知区别。中国历来注重在战争中武力与仁义的结合，西方则信奉绝对的力量。这种差异，也外化反映在作为各自精神寄托的神话传说中。中国传统神话中，神仙多是凡人行仁义而得道，统帅多是举仁义而天下归；西方传统尊崇的偶像，古希腊斯巴达勇士、古罗马角斗士等，都是力量的代表，靠暴力征服碾压对手。

　　中国古代先贤均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衡和中庸，在战争问题上则认为战争意味着破坏与杀戮，主张尽量通过智慧和道德来解决冲突。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将领在作战指挥中更注重控制军事力量使用的程度，完全依靠武力达到彻底摧毁敌国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是往往留有余地，强调出师有道、以仁义赢天下，最终达到化干戈为玉帛的目的。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极少发动战争强制征服他国的原因所在。相比于古代中国早早进入封建社会，西方国家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奴隶制社会。在这种残酷的社会制度中，只有绝对的力量才可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和条件。这导致西方人更多信仰和追求强大的力量。在获得足够的力量后，西方的军事将领往往强调依靠强大的力量使对手屈服，甚至走向对外扩张掠夺的道路。

　　指挥主体：将帅与机构。作战指挥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过程，需要指挥主体具备足够的智力和心力水平进行谋划决策。自古以来，中国将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即将帅个人，视作是指挥作战的主体，更加注重对将帅的选用。西方军队则逐步形成了以参谋部等机构为主体的指挥特色，更加强调指挥机构作用的发挥。

　　中国古代众多兵书都非常注重将领的作用。例如，《孙子兵法》中指出“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认为好的将领直接关乎国家的安危。“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等观点，已成为中国人对于将领的基本认知。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军队中将领在作战指挥方面的特殊地位。随着军队幕僚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指挥机构在作战指挥中的重要作用，但将领在指挥决策中的地位仍然关键，对于部队的作战行动依然具有绝对的决策和指挥权。西方军队中，指挥主体经历了从早期战争的“统帅决策型”向近代战争的“军官团决策型”转变。19世纪，普鲁士军队成立了总参谋部，负责对战争各方面的研究，制订部队机动方案及战役实施方案。参谋军官的群体智慧成为普鲁士军队相对于对手的重要智力优势。目前，西方军队的参谋机构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以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为样板，作战往往更关注整个指挥机构的作用，尤其是参谋提供建议方案或形成集体决策，更依赖系统、平台的测算等数据决策。

　　指挥谋略：伐谋与重技。战争中，指挥员对部队战斗力的充分释放需要正确方法，也就是指挥谋略。中西方将领都将谋略的运用视为提升指挥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在指挥过程中，由于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不同的实践途径。中国将领更加擅长通过计谋取胜，注重“伐谋”为上；而西方将领则更倾向于以技术优势达到制胜目的，更加“重技”。

　　中国古代将领重视计谋的特点受到诸子百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老子的《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一部以弱胜强的权谋宝典，引得无数兵家谋士从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兵书，《孙子兵法》即是论述军事谋略的集大成者，其中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正合，以奇胜”等经典谋略广为人知。在西方，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极大促进了西方科技的进步发展。一大批诸如火枪、望远镜、地图等新型技术和工具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开启了西方军事变革的大幕，并有效助力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掠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军队逐步形成了通过技术优势求胜的意识，而战争也被视为是一门可计算和预测的科学。在这种认识指引下，西方的作战理论往往是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突破或先进装备研发之上。

　　指挥风格：谨慎与冒险。独特的指挥风格是指挥艺术的显著标志。对于指挥员来说，最能体现指挥风格的是作战指挥中对于发动军事行动的态度。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了各自指挥员严谨慎战与敢于冒险的指挥风格。

　　中华文明的底色是农耕文明。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中国人重视五行相生相克、四季周而复始的自然观，严格遵守春耕、夏长、秋收开云、冬藏的生产生活规律，并逐渐形成了内敛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影响了中国兵家对战争的认识。《孙子兵法》中开篇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该句的要义，正是对于军事行动的谨慎态度。与严谨慎战的指挥风格相适应，中国在军事传统上更加强调防御而非进攻，特别是更加注重积极防御。西方文明的底色是以两希文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来自大海的挑战及丰厚回报成就了西方国家普遍的冒险基因。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认为，“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指挥官必须接受并随时准备克服和利用这种不确定性，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确定性”。战场上这种类似于赌局的不确定性，更易激发西方将领采取风险性较高的军事行动。当然，冒险意味着要想获取期望的高回报，就必须承担巨大的高风险，结果也自然有胜有败，且更多的是败多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