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星体育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有水田746亩，旱地425亩，林地3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境内山体陡峭，地势险峻，属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干湿明显，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年平均降水量1543毫米[2]。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000元。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1]李广宏，昊忠军.乡村民俗旅游原生态型开发的限量研究——以广西龙胜县大寨红瑶村为例[J].市场论坛，2006，（8）.

　　[2]梁振然，程道品，任爽.龙胜金坑红瑶文化的挖掘及其旅游开发对策[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3，（7）.

　　[3]周丹.民族旅游与村寨文化变迁——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D].中国学位论文:四川大学.

　　[4]曾红.生态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影响初探——以滇西北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3）.

　　[5]谭宇.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基于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分析[J].大连理工学院学报，2004，（6）.

　　[6]高红艳.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J].经济问题探索，2003，（1）.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根据古小彬《海南客家人》一文介绍：“与大陆仅一琼州海峡之隔的海南岛上，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客家人，据不完全统计，现有三十多万。主要分布在儋州、定安、三亚（原称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文昌、琼中、海口等市县。岛上客家人最早出现在宋代。那时，海南岛上缺牛，客家人便从广东省高州、雷州贩牛到海南用以耕作和食用，居住地域在古儋州客家村——大同村。……从宋代迄今，客家人在岛上居住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元、明、清、民国。自广东、广西、福建诸省陆续渡海居琼者络绎不绝，从而形成一支客家大军。”

　　由上可知，海南客家人也是移动的产物，那么，客家精神在海南是否得以传承和发展呢？本文试图根据海南网站搜集到的资料，从客家精神中开拓进取、崇文重教、崇先报本、爱国爱乡四个方面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

　　移动，前路遥遥、风云莫测，充满着冒险。客家人发展的历史，正是披艰历险，顽强拼搏的历史。风雨磨难，铸就了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性格。“不靠亲不靠戚，全凭自己长志气”、“人有志，竹有节，有志有节世上立”、“山高高不过脚板，石硬硬不过手掌”，这些谚语，正是客家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极好写照。而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客家移动得以成功的首先要条件。

　　据《渡琼客家史概述》介绍：客家渡琼曾经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起于战争以后，终至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迫清政府开放广东沿海口岸，而导致在广东的台山、开平、新会、报宁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势力的扩展，逐渐形成“土客相争”，“仇客分声”的局势。在此种局势的威迫下，该地区的客家人为了谋求出路，南迁渡琼，来到崖县、定安和儋县的沙帽岭（又名沙坡岭）山麓等地开山种田，后人就把这批客家人称为“老客”。嗣后，到了同治三年间，因广东西路事件（赤溪事件）及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影响，为了避开“世乱”及“逐客”的悲剧，客家人又第二次大规模地渡海来琼，分别居住于儋县、定安、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琼中等八县的山区，前前后后一共有1万人左右，这也是后人所称的新客。这些“老客”、“新客”就是当今渡琼客家人的开山始祖。

　　三十年代初期，大陆军阀混战不迭，各称霸一方。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实业家急于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为这些实业家所寻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别从南洋、广东梅兴地区漂流渡琼，在儋县那大、琼中县三脚岭等地，投资经营矿、植（橡胶）业。兴办万发、侨兴、联昌、松涛等公司，创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兴街和松涛爪哇街。这客家渡琼的第三次高潮，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来客多为殷富商贾巨子，资本雄厚，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建人，后因风云变幻，这批客家人也相继转移到南洋去了。(_2o#v-Y(b

　　第四次高潮是在1949年至1958年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接着人民马不停蹄地南下解放了海南岛。海南建设需要大批人才，当时适逢政府大张旗鼓地征召人才随军南下，开发建设海南，对于那无用武之地的梅县客家人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从梅兴地区随军南下琼州参加队和垦荒队，进住海南各县镇乡村，成为五十年代初，巩固海南，建设海南的主力军之一。

　　此外，年代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饥肠辘辘的客家人，分别从广西、广东各地牵男携女、成群结队到海南找老乡。还有大批印尼难侨来到海南、进了华侨农场。成了海南建设的又一批生力军。

　　试想，这些“老客”、“新客”来到海南偏僻山区开山种田，需要付出多少的汗水和辛劳？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海南人生地不熟怎么敢来？来了怎么吃得了苦？又怎么能与当地交流融合，并在海南站稳脚跟？

　　正是开拓进取精神，激励他们以坚恝不拔的毅力、无艰不摧的勇气排千险、克万难，才能在海南岛站稳脚跟，成为海南岛的主人。

　　顽强的开拓进取精神，还体现在客家人在海南发展实业上。又据《渡琼客家史概述》介绍：三十年代初期，大陆军阀混战不迭，各称霸一方。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实业家急于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为这些实业家所寻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别从南洋、广东梅兴地区漂流渡琼，在儋县那大、琼中县三脚岭等地，投资经营矿、植（橡胶）业。兴办万发、侨兴、联昌、松涛等公司，创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兴街和松涛爪哇街。这次客家渡琼，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来客多为殷富商贾巨子，资本雄厚，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建人。至海南解放前夕，海南客家实业已发展到较大规模。海南解放后，这些橡胶园大都被国营农场接管，属华南垦植局管辖的西联、西培等八大橡胶农场密集于那大地区的周围，就是以这些客家人开创的胶园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骄人的成就，不也是客家人开拓进取精神的结晶吗？

　　客家人在移动中，吃尽千般苦，更希望通过教育，让子孙能“学而优则仕；同时为了谋求生路，为了经商、做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客家地区向来文教事业比较发达。此外，在客家宗族社会中，宗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同家族中士绅学子数量的众寡、学问的高低，紧密相关。高、众者，则家族声隆；低、寡者，则家族不显。各家族为振家声、族威，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培养族中子弟，望其考科入选，金榜题名。旧时，凡中举人以上者，可竖“楣杆”，以显示功名，借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因此，客家人把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当作一桩大事来办。定制立规，写入谱牒。正如学者崔灿在《客家三论》中所言：“客家人办教育的热情源于中原，而又极大地超过了中原。中原人办教育，入学的多是贵族或富人子弟，穷人子弟往往拒之门外。客家人办教育是博施于民，只要是同宗同族的子弟，不论贫富一律收授……”正因如此，客家人勉励儿孙读书的谚语俯拾皆是：“山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补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等，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情形。

　　海南客家人也不例外，始终把兴办教育、培养客家人才奉为金科玉律。清末民国初年，杨梦焦（兴宁人）秀才、叶梦同（儋县南丰头茶人）等先贤创办了那大地区第一间客家学堂--陶江书院。1905年，钟可权（梅县人）、叶元勋（南丰头茶人）、钟鹰杨（南丰深田人）等在那大海北街（今儋州市卫生局内）创建了“客族大同会馆“。民国8年（公元1919年）2月，琼崖道尹饶芙棠先生（梅县松口人）为“客族大同会馆“题匾改名为“渡琼会馆“。1935年邓瑞英（那大合罗人）、李英华（南丰尖岭人）等名贤创办了那大第一间客家小学——那大二高（以渡琼会馆作校址）。1945年至1946年，邓瑞英、梁少海、钟天统在那大创办海南第一间客家中学——中原中学（借那大二高校舍建校），后改为琼西中学（今那大中学前身）。客家人以客家学校、客家会馆为基地，致力客家子弟的培养教育，为弘扬客家精神，继承先贤优良传统作出了可喜成绩。宋后，海南建起“文昌孔庙”、“五公祠”、“苏东坡书院”等名人纪念馆，更加激励子弟“学而优则仕”。至科举制度废止，计共中举人700多名，登进士100余名，从“三代进士”至“公孙尚书”，出现了海南人入朝当官的可喜变化。

　　历史上客家先人是被迫南迁的，常年背井离乡。游子在外，尚且“每逢佳节倍思亲”，长年迁徙，漂泊无依的客家人对故土的怀念、对祖先的崇拜自然特别虔诚，他们的后裔承传了这种带有儒家观念的传统，色彩更为浓烈。不论迁移到何处乃至海外异国他乡，客家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祖辈来自何处。“摘瓜寻藤，崇先报本”。这种崇先报本意识强烈地体现在他们对祖宗的崇拜上。

　　广大客家地区几乎家家户户供奉祖宗牌位，各个姓氏还广泛盛行祭祖修谱，翻开客家每个姓氏的谱牒，开宗明义必有“树有本，水有源”这则谚语，必然少不了详细叙述氏族的起源、衍播。诸如“离乡不离土，离亲不离祖”、“天有日月，人有良心”之类的谚语俯拾皆是。目的在于告诫子孙后代，无论贫富贵贱，谁都不能忘记自己根之所在，本之所依。大陆各地，客家各姓宗亲，每年春秋祭祀祖宗，有的客家老年华侨、华裔，十几二十次返回祖国寻根问祖，深情感人。

　　基于这种崇先报本意识，海南客家人还注重“走遍天下，乡音依然”、“宁卖祖宗田，唔忘祖宗言”。据石屋人整理的《儋州客家文化小谈》载：客家话是海南岛八大方言之一，且以那大为著。比较集中的就在那大方圆数十里。据不完全统计，仅那大地区的客家人就有14万人左右，今日的那大不仅是海南西路重镇，也是渡琼客家人聚居的中心，所以，那大地区流行客家话。儋州市南丰镇一直被誉为“客家镇”、那大胜利路一度誉称“客家梅县街”。客家话分布在那大镇及其管辖的石屋管区、侨南管区、白南管区、红南管区、新屋村、菜园下村、合罗管区、前进农场、雅拉农场包括现在归属那大的原洛基镇的洛南、炮龙、茅园等村，及蓝洋镇、南丰镇、和庆镇。被客家文化同化的儋州地区有：西联农场、侨植农场、两院部仔、军屯管区等地区，现在大都流通客家话。在那大基督教堂里，你会听到牧师用流利的客家话诵经做礼拜；在那大的红旗市场、军屯市场不会讲客家话，经商的人是做不了生意的；在收听广播时，同样能听到播音员用标准的客家话播音。在客家村落里，客家氛围更加强烈。比如说儋州市的南丰镇，客家人占百分之九十，只要是在这个镇居住操其他方言的人都会说客家话，如在这里长期居住，不懂说客家话有可能会遭受歧视，造成诸多不便。在这里的客家人要是拿普通话与大伙交流，会被大伙嘲笑，排斥，小看，性质严重的话还会背上一个忘祖的罪名。

　　海南万宁市以海南话为强势语言，但万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却以客家话为主，那就是万宁兴隆农场，万宁的三分之一财政税收都来自兴隆。兴隆客家人对外从来都不说自己是万宁人，来自万宁，没什么事也很少去万宁城区，只有城区的来兴隆玩。正是这浓厚的崇先报本意识，使海南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骨子里深深都知道自己是个客家人。

　　客家人因为逃难而离乡背井，在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颠沛流离中，亲人、故土分隔天涯的切肤之痛，使他们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相比，爱国爱乡之情更加强烈。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情怀在客家谚语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有土才有花，有国才有家”、“国富民强、国破家亡”……表达的是强烈的爱国爱乡之心。又如：“背井离乡，故土难忘”、“别人的龙床，不如自家的狗窝”等，抒发的是深沉的爱乡之情。

　　客家人的爱国爱乡观念，同样体现在海南客家人身上。他们把爱国爱乡之情融入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之中，为海南岛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远在道光元年，阳江渡琼客家人麦万杨三公（名开献）就在和庆海岸河上游的船肚村附近，独资建造一座长50米，宽2米，高5米的船肚石拱桥，该桥经历了150年的山洪暴雨的冲刷，至今仍完好无损。

　　清代光绪年间，儋州、临高发生土客争端，纷扰着百余村。时任琼州镇标的儋州市南丰镇客家人钟鹰扬，在阳江县征匪治邦卓有政绩，闻讯便回海南举办保卫团局，会同乡人除暴安良。与此同时，又与梅县籍钟可权、兴宁籍杨问蕉等，创办海南岛上第一间客家会馆——客族大同会馆，安置了大批从大陆来琼的客家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海南客家人踊跃参加革命，陶江反击战、那大战役、石屋的五岭庙战役等无不留下客家前辈前仆后继、奋勇战斗的足迹，侨南村、陶江村还是儋州市出名的革命老区。

　　在教育方面，如前所述，许多客家人热心建校办学、或慷慨捐资助学，为海南客家子弟的培养、海南教育事业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经济开发方面，渡琼客家人的建树尤为卓著。1904年，秘鲁客家华侨曾金城先生（番禺人）就在那大创办侨兴有限公司，经营矿、植业，开采大宝山锡矿，开辟白南、五岭一带的胶园，他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至1936年，北美客家华侨吴业添先生（新会人）集资兴办联昌公司（今国营西联农场前身），第一次大规模从南洋引进橡胶苗定植。马来西亚客家华侨郑任良先生（梅县人）在琼中三脚岭创办松涛华侨实业公司。蔡惠植、赵彩兴（梅县人）在那大办起兢业胶园；范其禄在那大石屋开辟“其禄“胶园；邓瑞英、邓瑞文、邓德辉等人在那大合罗分别开辟“刻刻“、“生生“、“兄弟“胶园；杨秀春、梁少海在兰洋南罗分别开辟“清白“、“茂山“胶园；钟南歧、钟翔歧、钟宏歧、钟明岐等兄弟在兰洋加老分别开辟“南歧“、“翔岐“、“宏宏“、“岐山“等胶园；邱文蔚、陈道允、钟波平、彭志贤等人在南丰那旦等地开辟“文蔚“、“道允“、“波平“、“志贤“等胶园。这些橡胶园大都于1935年创建的，儋州客家人的经济收入大都是橡胶，所以儋州的原始橡胶产业一半是客家人生产的。

　　边境文化精神是指边境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文化传统和文化共识。边境文化包含边疆民族文化、域外文化、迁徙文化、农牧文化、抗争文化、宗教文化、神秘文化以及内地主流文化等多重文化因素，具有民族性、杂糅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正是如此，边境文化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思想、文化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随着边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处于不断的流变与发展之中，表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多样的文化思潮，多变的价值观念，既有优雅的基因也有劣俗的土壤，既有先进的因素也有落后的影子，既有主导的内容也有干扰的杂音。然而，文化精神是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要提升一种文化精神，必须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发展的进程中，边境文化必须理性凝缩边境地区人民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意义，广泛凝聚边境地区社会思想文化共识，剥离一切庸俗化、媚俗化、鄙俗化的文化思想，努力成为推动边境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手段。因此，边境文化必须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雅的审美情趣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努力成为边境地区兴边富民、崇德敬业的精神魂魄，成为边境地区各民族充满活力和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

　　要激发边境地区文化创造活力，自觉地推动边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调动边境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对边境文化本质、文化内容、文化功能、文化生产等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边境地区社会文化各层面中，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在实践中引领边境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一般来说，文化活动中包含着价值活动，文化活动是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念是文化活动的核心内容，但是，价值都有其客观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价值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亚星体育，因此，一方面要结合边境文化特点，切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崇高性，进而通过平等、协商、对话的方式，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边境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针对边境文化的地位、作用、性质、内容等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精神导向，努力创造一系列原创性的文化理论成果，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与整合性。

　　边境文化形成以后，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会凝结成特定的文化模式，发展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又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边境文化心理主要是指边境文化传统中，边境地区人民最普遍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理解的心理状态。心理认同是指认识与情感的一致，是认知与行为的统一，是把外在的思想观念移入内心并积极外化为自觉行为的不断强化的逻辑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国家、社会、个人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是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凝炼、提升和弘扬，在边境地区思想文化发展中，均有深厚的思想积淀和理论基础，但是，只有被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认同，才能成为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价值引领和价值追求。边境文化心理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的一致，是提升边境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前提和基础，是促进边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要善于利用边境地区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提高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边境各族人民的喜好与风气、民约与乡规、崇尚与禁忌等风俗习惯之中，消除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拒斥心理，为边境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和真实认同，寻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坚实根基。在此基础上，通过边疆生产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具体行为，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引领边境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任何文化思想理论也都必须经过具体文化实践形式，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转换，也只有在文化实践中文化思想理论才能得以沉淀、检验和发展，否则，任何文化思想理论不管多么正确，其意义和价值都缺乏说服力。边境文化实践是指边疆人民在建设边疆过程中，通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创作、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交流、道德践履等文化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对象化活动。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边境文化建设，必须真实地反映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和美好愿景。因为，边境地区的人民群众才是边境文化实践的真正主体，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具体多样的实践活动之中，密切关注边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边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才能够真正促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投身于边境文化建设之中，使边境文化焕发生命力、富有创造力和增强凝聚力，才能够真正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得到精神生活上的实惠，使边境文化成为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实践，文化实践要通过制度来规约。边境文化要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文化制度的价值引导作用。这里说的文化制度不仅仅是指文化艺术的创造、交流、管理等种种规定，还包括对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具有调适功能的文物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形式、民族风俗和社会禁忌等等。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成果，是引领当代社会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强大武器，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动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根本，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要在实践中引领边境文化发展，并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必须注重文化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以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落实，防止边境地区具体文化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相背离。在实际工作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软约束”与文化制度规约的“硬措施”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落实到边境文化具体的政策规定、法律制度、文明公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评价机制和社会管理等诸方面之中，用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样才能收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功效。特别是在当前边境文化市场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追逐利益最大化，容易产生文化畸形，必须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合理排序利益驱动因素，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边境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1、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官本位思想）、权力惧怕心理与权力虚无心理共生，形成对立的二元政治情感并存的心理结构。

　　与西方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相反，中国人对权力具有浓厚的崇拜心理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国人有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对权力，当权者爱不释手，无权者向而往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失去制约的权力曾被统治者滥用到极致，国人深切体会到了有权者的威严和无权者的无奈，更羡慕当权者的风光，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当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当官发财已是中国人一种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识，所以，现在有人“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竞争对手，就不足为奇了。拥有权力还意味着拥有名誉、地位和尊严，晋升官阶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功成名就的标志。可见权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础，权力崇拜自然就会妨害权利的实现，并且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但是在权力崇拜的同时，中国人又常常出现权力虚无意识的泛滥。例如，不少人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而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令不畅，“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虚无意识的反映。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自然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给自足性，万事不求人，这就容易产生权力虚无；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崇拜容易导致专制政治，权力虚无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现代法治既反对专制，倡导权利至上，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倡导法律至上。

　　从40年代即开始的对“红太阳”、“大救星”的歌颂，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的“青天”、“父母官”的称谓，构成了一股虽与公民文化极不协调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富有生命力的大合唱。[1]老百姓受到侵害时，只寄希望于“青天”、“清官”救民于水火，解民命于倒悬，中国史籍中对清官的歌颂令人感动，但恰恰反映了人治社会中法治的软弱和无能。在一个推崇法治的社会，在一个依赖制度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把自身的命运系于一人的现象，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的权威[2]。这种“奇里斯玛”型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度里，往往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它带给人们的常常是“清官情结”和“救星情结”，而且这种情节在时下仍然大有市场，清官戏的热播就是体现，《生死抉择》、《省委书记》和《天下粮仓》等等都曾轰动一时。现在很多社会不公现象，按正常的程序往往解决不了，非要有某个高官、甚至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才可以解决，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中国特色的“批治”，问题解决以后有些人免不了要高呼“×青天”，甚至下跪谢恩，活脱脱一个封建时代的“顺民”、“臣民”形象！而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政府和公务员是公民（纳税人）所雇佣的公仆，委托他们行使公共权力,他们解决社会矛盾是他们的义务，干的不好公民只有批评、监督甚至是更换他们的权力，干的好却无必要感恩戴德！清官期待意识是精英主义政治思想的体现，它使人们把政治的清明寄托在“清官”、“圣人”身上，因此注重人的选拔而不重视制度对人的约束。如果政治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在制度上找原因，而在人身上找原因，不是期待制度解决，而是期待能够再出现一个完美的领导人来解决和改变现状，这实质是人治社会的体现，普通老百姓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这种清官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而科学严格的制度却可以保证清官的出现是必然且是理所当然，所以同志说得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因此，清官是可敬的，但却是无奈的，在百姓呼唤更多“吕日周式清官”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寻求制度为民创造福祉的努力。在为吕日周感动的同时，我们需保持一份现实的清醒，不能忽略制度的建设和对制度缺陷的理性批判。

　　3、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每个社会成员生来就是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和面子，民间更有“熟人可以多吃三两豆腐”之说，中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认识什幺熟人，而不是想到我应该按什幺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之风盛行，民间有人戏称“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可见其市场之大，因此，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人人都知道编制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却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成“白条”，因此也就出现了陈四益所说的制度虚置。因此，我们讲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从纸上的宪法到心中的宪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从古至今的各种法律文化，可以大致分成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利本位模式两类。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模式，现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应该是权利本位模式。简要地说，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义务本位模式；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平等对待（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权利本位模式。义务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它着眼于如何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单向社会控制，法律在确认臣民的有限权利时，只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对统治者的义务。权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它允许甚至鼓励（至少在法律规定上）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用义务来源于、从属于、服务于权利的逻辑去安排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总之义务本位论者认为，其一，义务是法的重心。其二，在法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作保障。其三，法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的权利规定更多的信息。其四，法以义务为重心不仅不会削弱权利而且有利于权利。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必然造成人们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政治参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这种体制下造就的要幺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草民”，要幺就是“刁民”、“暴民”，而非公民。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和浸淫，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中国人--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下级服从上级，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成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成了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形成明显的反差。

　　以上这些臣民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权在民、民主法治、权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必需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先要厘清三个基本概念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

　　所谓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组成要素的民间组织具有五个显着的特征，即组织性，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产物，臣民社会则是小农经济和人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法治（），经济上的特征是明析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别是心理结构上国人完成了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构成要件，所以说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根基。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它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概念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阐述公民的一般涵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公民（citizenship）“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实体间的法律上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享有某些权利、特权以及因其效忠国家而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4]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人与国家互负义务。这是对臣民国家单方面地向个人施加义务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避兔了。二、个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对维护个人在国家中的不同地位（等级和特权）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排斥了特权。三、个人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对象（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法律又是在个人以公民身份的参与下运作的（离开了这一点则是专制主义）。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构成要素。总之，公民身份标志着社会生活处在无政府主义这一端点与专制主义这一端点的中间状态，表明政治的民主化。何谓公民文化（civilculture），《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5]，解释似乎过于概括。我国公民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学者沿袭了阿尔蒙德参与型复合政治二分化的提法。如学者丛日云认为，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6]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是二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面，民主制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又如学者李传柱认为，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7]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显然也是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发展。

　　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8]而我们现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克服臣民社会、臣民意识的残余并且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具备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的公民至少具备下列特征：

　　1、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人若丧失了人权，即沦为奴(隶)，不复享有自由。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2、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为邦本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党派独裁，主张政权民授(通过选举制)、政策决定权民予(通过代议制)和财产民有(财产所有制)、民治(自治)、民享(权力和权利共享)，特别是要确立现代选举制度，解决权力的来源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层层向上依附的积弊，真正确立情为民所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意识，抛弃“清官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法治是指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构，它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以法治官和正当程序原则。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型，不仅要求社会有完善的立法和法理权威的确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让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法律。是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奉行民主法治，增进人民福利。必须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中国要尽快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不要让孙志刚的悲剧再次重演①。培养公民的意识，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公共权力秉持应有的警惕，防止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和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

　　4.责任意识。现代社会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去爱惜、去维护、去发展，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特定时期交叉重迭。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少数人的逃遁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的缺乏令人忧虑，“非典”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的公共大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幺样的公民就有什幺样的政府，有什幺样的政体。只有当公民们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

　　5.纳税人意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培养纳税人意识是迈向公民社会的门槛。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相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应该依法纳税，同时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质询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收情况和税收支出情况，有权对政府的税务行为、财政行为和公共事务提出质询，有权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诉和控告，最终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更换自己雇佣的“公仆”。政府和公务人员通过税收拿了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应该热心地为纳税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刁难，公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有批评、监督、甚至有更换其的权力，却无感恩戴德的必要。作为公务人员，如果嫌拿的工资不够多，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但决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公务人员违法，更应依法惩办。否则，公民对法律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仅公民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更要树立纳税人意识，他们的被纳税人养的意识才可以引申出“公仆”意识。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已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我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但是成绩却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仍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反思我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一直被严重地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们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深层次的差距。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是制度，但是唯独不可以把把整个国民置换和移植掉，人的现代化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现代化也最为艰难，这不是那一个人，那一部分人存在地问题，而是全民族人人都存在的问题，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在政治上早已经被打倒，文化上也曾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观念、伦理结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没有真正改变，而且早已牢牢扎根于潜意识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状态（所谓的潜规则）左右我们的思想指向、行为指向和价值指向，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即使伟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历史上许多惨痛教训以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困难都与它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自身的文化观念素质构成社会的基本层面。社会各个基本层面是相互决定、相互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在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实和完善，离不开人的素养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的支撑。以《走向现代化》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一千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痛切的教训使一切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10]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史表明，公民意识的缺失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但是是现代化的必然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因此，呼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人的现代化问题需要全民族觉醒，需要全民族人人反思，也是建设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

　　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问题累积成山，工作千头万绪，因此要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社会运动，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下面这几项工作，我认为是长期性的，也是奠基性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培育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公民文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则是它成长发育的沃土。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恶果:一是形成人们对土地，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形成身份社会和封闭保守心理；二是养成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进而形成亲情礼法大于法治的传统，养成崇古崇长崇老的心理；三是养成人们对男性家长的依赖，进而形成依附仆从心理。这些恰好是哺育臣民社会的沃土。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则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权力的组织、运行方式和实现方式的运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会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权利平等和人身自由；市场经济的契约合同规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法治社会而非身份社会。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努力的方向主要是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使商品和各种市场要素自由进出各地市场，打破特殊行业的行政垄断、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使权力寻租失去土壤[11]，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当前，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总量和经济指标增长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利益结构，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在单向控制的利益体系中，个人利益绝对隶属于国家和整体利益，下级利益隶属于上级利益，政府权力的触须深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利益吞没其它主体利益的情形，现在个体利益日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性的日益张扬和社会活力的增强。在公民社会和民营经济冲破国家垄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到今天，谁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谁也无法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因为经济的增量，对外贸易的增长，财政税收的增加，人民的就业和福利愈来愈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由此，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对权力迷恋的“官念”正在逐步淡化，例如浙江温州两位副市长和正副政府秘书长辞职经商，特别是副市长吴敏一是一个留学美国、仕途很顺、大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干部[12]；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摆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并逐渐生长出一个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由此，使得自由、财产保障、人权、法治、社会公正、公平竞争、民主和政治改革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先知先觉者的呼吁，而日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是政治民主的动因，昂格尔也曾经论述道，多元利益集团是法律秩序即法治出现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君主官僚政治、贵族特权、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对于西欧法治的成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多元利益之间没有谁能消灭其它对方，必然产生妥协，“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一些自由裁决的权力，而贵族和第三等级则需要放弃某些摆脱政府的独立性。正是通过相互的调和和让步，法律秩序才得以出现”。[13]新一届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协中多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是可喜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存在，为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需求，也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想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中产阶级，培育公民社会。我们所倡导的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扫除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文化是制度之母，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社会传播作为培育公民文化的主导方面，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最缺乏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李慎之回忆，在他上中学时期，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幺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14]当前我国的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教育内容空洞化（说教），教育过程形式化（走过场），教育手段单一化（老一套）、教育效果虚弱化（耳边风），为此，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探索政治教育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时展的趋向要求政治教育要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学校是系统的、专门化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学生通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其它老师及同学关系的相处，初步了解政治生活的规范化特征，并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这一时期是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15]因此，学校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6]这就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也要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我们讲教育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里讲的“人”不是“臣民”、“顺民”而是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观念，这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亚星体育。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指向。包括：要协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心理；要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念；在教育内容上，要注意系统的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就道德意义而言，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意识，公德意识；就法律而言，包括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法治观念等；在教育途径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予，“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17]，引导公民的民主实践，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使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成效；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扩大受教育范围，深化教育程度提高教育效果。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蕴积了深厚的传统伦理道德。我们在建立、发展护理文化的过程中，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与美德，用救死扶伤、不谋私利，献身事业、不贪名利、广施仁爱、不计报酬的要求来规范护士的言行，使护理事业日益兴旺发达，这就是“以德兴护”的深刻内涵。发展护理文化，一定要将“以德兴护”作为中心理念。在科室的护理文化建设中，将“以德兴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为护理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从护理文化理念提升为一种人生信念。

　　建设一支有着文化素质一流的护理队伍，是建设、发展护理文化的根本保障。否则，护理文化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流文化素质，是指除了合格的学历和一定的医护理论之外，还必须要有三种精神。

　　2.1无私奉献――崇高的献身精神护理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与人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的事业，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幸福、安宁。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无一丝的私心杂念，这就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在这方面，我们以南丁格尔和优秀护士为榜样，感受她们为了人类健康而自觉献出一切的优质品质，把为了事业而无私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2.2终生学习――可贵的进取精神当今世界，处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无论何种职业，一张文凭定终身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要使自身的专业水平与文化知识不落后于时展，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进行终生学习――连续不断的专业学习与文化积累。终生学习，作为一种可贵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优秀护士保持一流文化素质的根本性途径。在我院的骨科护士，都认识到终生学习的重要性，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参加大专课程学习已蔚然成风，制订近、中、远期学习计划，同时主动自觉地参加护理部、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直至终生。还有的参加进修、阶段培训，有的进行专业自学，或阅读各种护理报刊。终生学习在科室已深入人心。了解护理发展现状与信息则是大家除上述学习之外的一致行动，护士们的自身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12名注册护士中大专毕业的有6人，还有3人在继续大专学习。

　　2.3亲密合作――优秀的团队精神护理活动，需要个体的优秀表现，更需要团队的合作精神。因而无论是对患者的临床护理，还是院外的延伸服务，都要依靠科室或与外科室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团队使用的含义不仅仅是指许多人在一起工作共同完成某一件事，更重要的内涵是具有高度文化素质，但持长不一的多个人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从不同的层面上尽力，在各自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共同出色地完成某一项任务。只有具备了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群，才能充分地发挥团队合用的威力，因而，团队精神也是护士文化素质的具体表现。就骨科而言，患者从骨折发生到痊愈，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如缺乏团队精神，很难保证护理的高质量。本科室的护士，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把每一个患者的全程护理都当作一次团队合作的实践，保证了护理质量，赢得了患者的赞誉。今年，在大雪突袭，骨折患者骤增的紧急情况下，本科室护士与外科室的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配合默契，圆满地完成了治疗护理任务。

　　2000年，中华护理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通力合作，概括出了中国文化护理的定义。情、理、知、行，即关怀照顾、伦理道德、知识、实践。也就是说，文化护理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而这个中心是建立在关怀照顾、伦理道德、知识实践的基础上的。我科在护理工作中推行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文化护理模式，要点如下。

　　3.1整体护理――文化护理的需要整体护理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护理模式，以患者健康为中心，具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从多角度、多层次满足患者的生理需要与健康需求，表现出极强的文化性。我科有幸成为我院整体护理试点科室。在此基础上集中体现了文化护理的基本理念。数年来，整体护理的实施结果，大大地提升了护理质量，营造医院护理文化氛围。这足以证明整体护理与文化护理息息相关。

　　3.2人文服务――文化护理的关键何谓人文服务，即在护理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对患者生命与健康、权利与需求、人格与尊严的关心与关注，并为之竭诚服务。这是实施文化护理的关键。本科室的全体护士认识到人文服务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实施文化护理的关键。人文服务渗透在整体护理之中。护士们始终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一切为患者着想，处处关注患者的权利与尊严，时时关心其身心的需求，“只有患者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3.3健康教育――文化护理的重点文化护理的理念是从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任务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并帮助健康的人提高健康水平，由此，健康教育诞生了，并成为当前医疗界的一大热点。又是文化护理的极重要之点。本科室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从整体护理开始，取得良好效果，我科的健康教育以住院的骨折患者为对象，对其进行入院宣教，术前、术后宣教，早、中、晚期功能锻炼的宣教等的健康教育活动。护士们详细地向患者介绍了骨科知识和疾病诊断、病程、预后，并发症以及治疗护理方案，在每一检查之前，介绍其检查手段的必要性，注意事项，配合要求。检查完毕，及时反馈检查结果。患者出院后，护士们进行延伸的宣教，通过这样的健康教育，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3.4无缝隙护理――文化护理的途径随着护理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延伸，护理工作已渗透在预防、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护理服务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为其健康提供保健常识，预防疾病，在其患病时提供治疗与护理，使其康复，在其康复后，又进行跟踪护理，让其注意保健，防止再次患病。在疾病与健康不断交替的过程中，护理始终发挥作用，提供连续性无缝隙的护服服务，有效地保证了人最大限度的健康水平。可以说，文化护理通过无缝隙护理实现，无缝隙护理是文化护理的主要途径。目前能做的是：（1）向社会广泛宣传有关的卫生知识，把防止骨折、骨质疏松等作为宣传要点提醒人们防患于未然；（2）对住院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使她们尽快康复；（3）对已出院者，借助现代的通信设备进行宣教，让患者及时复诊、回访，尽快恢复健康，保证生活质量，并预防再次患病。

　　城市的立体空间是由纵横交错、高低错落的大量建筑物、构筑物及各种设施构成的，以建筑群的排列围合形成街道空间、社区空间、广场空间、单位和居民的院落空间等。相对而言，建筑本身是封闭的、有一定规模体量的实体空间，街道、广场、公园和院落等则是开放的、可供公共活动的虚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