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云去年是龙年大吉，但中国人的情绪却坏到了极点。从车祸、空难、到奥运会的纷纷落马，要多丧气有多丧气。特别是关于历史文化问题的讨论、使那么多人漫酒英雄热泪，更是悲壮之极。它使我日益感到：现在所说的文化反思，往往只是反过来想：现在的流行作品，大多只是充满了流行的情绪。

　　有人讲，在历史变革的关头，对旧秩序的不满总是与对一切新奇怪异的追求相伴随。这在我们的下一茬人身上表现尤其突出。

　　我们这批人是当年的老插，论年龄并不比他们大多少，但有人已在谈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代沟。虽然按中国现在的习惯，我们暂时还忝居青年之列，但说实话，在现在所说的中年人与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之间，我们似乎与前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我们与后者的差异在于，我们是从文化革命中获得启蒙，而他们的启蒙却是从文化革命后的开放中获得的，横在两代人中间的短短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太大。

　　有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聊天，他说我们的年龄、经历都有相似之处：他也是从法国一九六八年事件中走过来的，和他的弟弟妹妹有很大不同。有个徳国朋友也说，当年他们都把结婚看作保守，可现在的年轻人呢，却又把单身看作保守。

　　前两年，有人写过一篇小说评论，曾提出过一个英雄理想破灭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下一茬因为丧失英雄理想，出了批多余的人＂，大家因为找不到英雄，所以才暂借金庸笔下的大侠来过瘾。这位作者对我们的下一茬看不惯，也许有他的不少理由(例如他们太务实，只顾自己，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英雄理想的丧失，并用多余的人去指责他们，这却引起了众多读者的不满。

　　第一，英雄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现在，二次大战时期的风云人物差不多都已谢世)，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乱世出英雄)。虽然历史上的英雄以其个人魅力凝聚了一定的时代精神，足以令人倾倒。比如拿破仑打进德国，黑格尔说他看到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我们都知道，本世纪以来，随着理想主义的退潮，英雄崇拜也已衰微，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是分工发达和科学进步，使全智全能式的人物和大体系构造日益绝迹，人们更倾向于现代意义的合作；二是社会组织的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大大限制了个人的活动范围。不仅昔日的草莽英雄难以立足，就是总统和将军也黯然失色。大家只好崇拜明星并靠创造各种吉尼斯式的纪录来表现个人。在这种趋势下，如果没有英雄，我们却硬要造一个出来，那只能是唐·吉诃德。

　　第二，多余的人是个什么概念？凡是了解一点俄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具有时代象征的文学典型，而并不是个贬词。比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就是个多余的人，但作者偏偏要把他叫做当代英雄。这样一个文学典型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对一个方生方死的时代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英雄理想的丧失，而恰恰是忧患感的丧失。超然游离于社会之外，迷惘、彷徨，甚至流为狂放或戏谑，这虽算不上正常心理，但却是合乎社会生理机制的正常反应。从消极的方面讲，它至少告诉了我们应当不要什么，而从积极的方面讲，它还可能是形成独立自我意识和深沉思考的前提。

　　不过，尽管如此，英雄理想破灭说仍然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它恰恰触及到了一场新的文化讨论的前提和契机。

　　近年来的文化热，有一条主要线索是从逆反于所谓两次文化断裂(五四运动和文化革命)发展而来。它强调的是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再造，想以一种新的精英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柱，用以填补英雄理想丧失所造成的空缺，并用文化认同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

　　中国的国民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所谓“国民性，也像个体性格一样，要由它的经历即历史作背景参照オ能理解。中国文化不仅是齐白石、梅兰芳，也包括一贯道、三一教这样的东西。国民性是一种民族精神开云，更重要的是要反映民间思想，反映阿Q式的东西。另外，它还有两个面孔：大闹天官是他，西天取经也是他。特别是再加上观察者的心情和好恶，事情就更复杂。比如同样是对传统文化，如果我们也像日本和四小龙一样把经济搞上去了，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牛气一下，摆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吹吹什么弘扬儒学。但要是运气不佳呢，我们又不免觉得陷入历史宿命的怪圈，感到像鬼打墙一样出不来，少不了要大骂传统文化的劣根性。

　　现在国内讲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至少就年轻人这个层次讲，大家还是以骂为主。前几年，中国文化书院开讨论会开云，我去旁观，年轻人基本上是一面倒，全不赞成杜维明先生的弘扬说，反映了我们这里的文化气候。

　　大骂中国人，鲁迅是一面旗子。过去在鲁迅研究上，国民性的问题一直是禁区。现在，鲁迅式的国民性研究兜了一个大圈子，重新又被人们重视起来。这显然是因为鲁迅提出这一思想时的气氛与我们现在的气氛有几分相似。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时代的起点。但是当我们重新检视现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时，我们却感到，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刻画，只要一涉及到历史问题，往往都带有现时特有的情绪，充满各种回溯性差异。这使我们反省，难道鲁迅所说的国民性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时代特征的概念吗？

　　从鲁迅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国民性仍然是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我们都知道，鲁迅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期。当时，中国的传统社会正在走下坡路，而西方人又打了进来。原有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加上外来的冲击，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使中国人的心理被扭曲，精神上留下深刻创伤。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各种亲眼看到的血在鲁迅头脑中留下恐怖感，构成其文学创作的情结。虽然，出于启蒙的需要，鲁迅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总是从我们这一方面去强调它，把它描画成一种陈陈相因、从来如此的东西，喜欢用一种故事新编的方式去嘲弄它、让我们看历史，而知今日与先前的相似。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难看出他所说的国民性其实既不单纯是历史积淀，也不单纯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一种双重作用力下，浓疮溃烂的结果。鲁迅的国民性研究，对内，参照的主要是明代和明亡以来的野史；对外，参照的主要是日本，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研究国民性是不应忘记这一点的。

　　大约一九七四年前后，我曾反复研究鲁迅的东西，并以此为线索，希望把它扩展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研究。但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却日益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畸变的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印象往往都是错误的。例如现在有不少人仍然抱着过时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拿世界历史学界早已抛弃的水利社会说来解释中国历史，以为西方的现代化全是托福于他们没有大一统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全在于减政放权。其实中国传统国家有很强的管理职能，这曾经是十八世纪西方文官政治初建的楷模，西方现代化的趋势恰恰是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而落后国家要保护自己，防止大换血，造成机体坏死，也要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这是一些性质不同而又重叠交叉的问题，绝非初想那么简单。还有把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对立曲解为“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农耕文明与航海文明的对立，这在历史学上也是通不过的。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产生了危机，被人押上历史审判台。但这一审理过程却似乎是无限期地被拖延下来。人们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为之辩护，也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判决，但它却始终既不曾被开释，也不曾被处决。总是叫你吊着难受。

　　近年来有不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激烈抨击。这类抨击从较近的来源讲、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后大家直接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当时不少人都觉得：什么反资本主义，其实中国该反的是封建主义。比如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就是一部代表作。后来，这类作品多起来，逐渐形成一股很大的潮流。即使是一些学术作品，背后也是同一心态。比如顾准写了《希腊城邦制度》，表面上是讲希腊，实际上是要点出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民主传统：也有些学人则论述说，中国因为缺乏逻辑型思维，其实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主流风马牛不相及；陈平还提出他的单小农结构论，埋怨中国人不懂生态农业、吃粮食不吃肉。特别是他们都很热衷于做停滞论，想方设法要证明中国走进了进化死胡同，是酒精瓶中的死胎。

　　所有这些批判，对于警醒国民，认识到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过去我们几乎很少留心别人，也很少反观自己，更不会想到二者的对比。

　　不过，我有一个感觉，上面这些作品，它们表面上虽然非常激进，但却仍然笼罩着传统文化的巨大阴影(与之纠缠不休)。他们过于宿命和自卑，就像服丧未尽的孝子，始终走不出先人的幽灵。他们在心理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急切，希望中国立刻就能现代化；另一方面又气短，觉得二者之间的距离大到无法填补。从前，我们看不起别人，把别人叫鬼子，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家不过是猴子。现在这个迷梦被打破，我们又竭尽全力去论述，我们自己オ是猴子。而且是猴子倒也罢了，他又痛哭流涕，不甘心做这猴子。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和西方文化都充满了误解。这种误解是双重性的。

　　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人们想的总是一个谁化谁的问题，即究竟是中国文化把西方文化化掉，还是西方文化把中国文化化掉。所有各种说法和争论，从大型到小式，大体上说，早在五四时代就一应俱全。这种争论，我想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不过，从以往的历史，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即这种争论一旦从文化的层面转到实际社会问题的层面，它往往都有一种内缩的趋势，即把两种文化的调适转化为一种非常具体的中国内部的问题。在孙中山和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但是这种内缩的趋势，肯定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所以五四时代提出的问题，今天又会再度提出来。这些都说明，中国现代化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进行自我反省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人要想彻底摆脱自卑感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世界性的问题。有人说，十九世纪是西方文化大扩张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则有一个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反冲。这个反冲(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后发类型国家的一种自我调整和适应，它不完全是被动的。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讲，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应当说，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一直很热烈，并非像现在大家的感觉，是一错再错。我赞同他的看法。同样，我们还应指出的是，直到现在，有些恰恰是批评封闭状态的人，他们反而不能从封闭的精神状态下走出来。他们仍坚持认为，中国一直是自外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直是处于封建状态下的，以为中国不弃绝传统，就不能加入其中。

　　其实，中国的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是双方面的、不光取决于我们自已，也要取决于国际环境。弃旧图新并不像倒垃圾和讨饭，即使你说中国只剩下一大堆素质低劣的人口，那也没地方倒；即使你以为人家的东西再好，人家也不会白给。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

　　也有人讲，传统文化，中国是顶峰；现代文化，西方是顶峰，将来转回来，中国可能还是顶峰(太阳又从亚细亚升起)这是受汤因比的影响。汤因比对西方文明抱有危机感，这有他的特殊理解，我们不去管。从我们方面讲，中国会不会又成为老大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很难肯定的。也就是说：事无定局。

　　一般说，历史也像打牌一样，既有牌运，也靠技术。它总是给人们以机会，但机会要靠人去选择，而且每一步选择都将影响到下一步选择。以往的历史昭示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种选择往往会凝聚化，只有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在当时看来往往是截然对立，但就历史的长远趋势看，又有对称性或同步性，实际上是相似选择。真正能够异于这种相似选择的第三势力是很难存在的。你打出一张牌，现在后悔了，说是我要把牌收回来，换一张就好了。这个想法也许不错。但你要把牌拿回去，人家就也要把脾拿回去，而且不能是你把一轮又一轮的牌都换掉，可别人的牌却不动。这和自己同自己打牌又有什么两样？所以这里关键是，一个个别条件的假设，需要有一系列条件即整个系统的假设。

　　历史是不能逆转的，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不可逆转。而未来的难于预料，也在于其结果还有待于我们选择。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仍然那样虚无，我想，中国就永远也走不出他们所说的那个怪圈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