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星体育6月25日，为深入学习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质与形态学术研讨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全体师生与哲学部、科社部、政法部、党建部的部分学者，线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委委员、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文史部主任李文堂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杨英杰、张军教授分别作会议主持与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魏静茹到会致辞，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刘俊杰参与了会议主持。

　　李文堂教授指出，习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文明起源、特质、形态以及历史脉络研究的重要性，这种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走出来”，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内生性演化规律，讲清楚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魏静茹认为，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人理论上的成熟，是建立在对自身道路特殊性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今天，对中华文明的特质的深刻认识，同样将是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基础。

　　会议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江林昌教授作题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特质形态》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江教授系统介绍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在中国早期文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新认识。他指出，经过长期严谨的科学探索，当前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克服了传统文献史料不足带来的限制，突破了“华夷之辨”固有观念影响下的“中原文明中心论”，摆脱了近代以来在“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东周以上无史论”，以丰富的考古资料与多学科研究成果，完成了老一辈学者们关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宏愿，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建立起更为科学、准确的历史脉络。江教授在报告中还重点介绍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明确提出了判断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为我们进一步科学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构建自主的文明研究学术体系，坚定历史自信，都有重大意义。

　　江教授在报告中，进一步从多个维度和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形态、特质和发展路径。他提出，中华文明自起源至秦汉，经历了从不同地域各种文化的“多元并行”，到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的“多元一体”，再到秦汉统一以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多元一统”的文明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特质充分展现：如在生产力方面，中国早期文明史上存在着独有的玉器时代，以及有别于西方文明特征的青铜时代；在生产关系方面，中国自古就形成了以农牧生产为主，各种产业“分工但不分家”的经济形态；在上层建筑方面，中华文明基于农牧生产、血缘管理、天地崇拜等经济社会特征，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进而衍生出丰富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价值体系，对中华文明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林昌教授上午2个多小时的报告，引发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者极大的兴趣与热议。当天下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哲学部、政法部的11位专家围绕习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专题发言与讨论。

　　哲学部副主任乔清举教授首先就《习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思想》进行发言，总结了习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思想的历史性内涵、全局性内涵、根本性内涵、战略性内涵、人类性内涵。他指出，我们应该进一步把文化自信提升为文明自信，用文明复兴充实文化复兴，坚定文明自信创造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新辉煌。

　　文史部张宏明副教授以《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中华文明起源》为题，探讨了中华文明起源中思想观念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文明起源除了表现为器物演变、贫富分化及社会复杂化外，思想观念的肇始也不可忽视；就中国而言，新石器时代各地的相互交往对“礼仪”的起源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观念的确立和认同，宣示了古代宇宙观意义上的至尊礼仪，是对天地沟通神圣之所的独占，是多元一体天下秩序的创生，展现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质，为马恩经典文明起源理论补充了中国视角。

　　文史部马晨博士则从文明理论切入，以《思与存在：文明开端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超越》为题，对文明开端的概念和文明开端的意义进行了探讨，指出基于不同历史发展实际的文明开端塑造文明特质，中西文明的差异由此而来，但文明开端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只有不断在文明开端处聆听文明之音，才能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史部副主任秦露教授做了题为《两个“天下”的困境：西方文明史观视域中的中国问题》的报告，通过对西方文明史研究的梳理，总结了西方文明研究的三个阶段和主要代表人物，她认为三个阶段无论具体结论如何，都是从西方文明自身出发来看待中国，且中国文明始终成为西方文明认识自身及其普世性的挑战，故而形成无法解决的“两个天下”的困境。中国自身的文明研究只有建立起文明自觉与主体意识，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文明比较陷阱。

　　政法部王若磊教授从中国历史开端处出发，以《“轴心突破”与中国治理传统的初形——文明基始的视角》为题，追溯了中国治理传统的起源，认为三代已经开始形成传统中国的治理文明体系，殷周之际中华文明产生了超越性突破，宗法封建制、天命观亚星体育、礼治、人文主义等成为西周国家的秩序基础，也由此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本体和元叙事，并对中国治理传统产生了奠基性和定型化影响。

　　政法部齐惠副教授的《历史政治学视角下大一统国家构建》着重从五个方面，即大一统国家构建研究的历史政治学方法、大一统的内涵要义、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关键要素、大一统国家构建的特征、新型大一统国家构建面临的问题挑战，探讨了具有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明型国家的构建问题。

　　文史部王煦副教授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看中华文明的历史特质》总结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明特质，如大一统思想、华夷之辨、家国一体等，同时提出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中需要关注的几对关系：一是精英和基层的关系；二是多元和一体的关系；三是中华民族发展中源与流的关系。

　　文史部赵璐璐副教授以《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为题，探讨了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认为早期的天下观和多民族思想，经过先秦儒家和汉代儒家的吸收继承与改造，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其核心理念主要表现为兼具地域认识与价值认识的“大一统”思想和以文化区别族群的“华夷之辨”思想。

　　文史部王学斌教授的《文明演进亚星体育、文化自觉与道路抉择——于发轫处考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命题之反思、问题之展开、议题之前瞻三部分论述，反思既有历史结论，从文明演进的角度考察近代以来中西马的交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常做常新、不断深入的过程。

　　文史部张城副教授进行了题为《中国以新史观重塑文化自信》的发言，指出中国的新史观立基于唯物史观，集中阐释了新史观的理论特质与丰富内涵，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以精神主体性为中心的历史观、以文明主体性为中心的历史观，进而提出以新史观重释中华文明史、厘定文明社会与文明国家的中国方案、贯通“文明与革命”，以此重塑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

　　文史部田嵩燕教授以《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题，分析当今西方以及我们自身认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一些误区，提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存在的三层张力，认为应从源头上去认识中华文明，从历史实践中讨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从而破解今天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困境。

　　文史部副主任张军教授对下午的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强调要深入学习习关于中华文明的相关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发展的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大创新，在古今对比、中西对比视野下，重讲中华文明史，建立中华文明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支撑。

　　最后，李文堂教授从两个研究中心的工作角度，对每位发言人的专题发言进行了精彩回应，对后续深化研究提出要求，指出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动员校内外多学科力量研究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创造了重要平台，将有力推动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构，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