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星体育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离不开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起作用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在历史中形成，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起作用的不是文化，而是“文物”。我们应当注意，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典籍。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这种转化必然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并非所有的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都能转化为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思想“现实”，转变为传统文化，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的需要犹如文化典籍的“过滤器”，把文化典籍中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资源强化、放大，并通过种种途径灌输到百姓心中，从而逐步成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往往因为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过滤”而磨损了它的积极的、优秀的方面，而其中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消极的方面甚至糟粕又被强化、放大了。即使当时属于积极的东西，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陈旧过时了。

　　这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二重性：既有优秀的方面、精华，又有陈旧的方面、糟粕。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二重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陈旧的方面、糟粕是社会进步的重负，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方面的突破与革新；优秀的方面、精华凝聚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和智慧，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力量，所以，社会进步必然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这种二重性，同样具有双重作用。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造就过文宋武元、雄汉盛唐，创造过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伟大文明。不仅如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蕴藏着解决当代世界性难题的深邃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与它所维护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就越是减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越是凸显。可是，负载着同样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又出现了“倒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我看来，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古老的孔夫子名扬四海。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实际，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最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变迁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但又不能在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文化变革的激荡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在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以及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我们也不能期望在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之上嫁接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社会。

　　我们应当明白，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尊孔读经”，不是文化复古，而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为基础，以时代精神为导向的一种创造、创新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背对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民族精神。既要变革传统文化，又要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文化难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和标准，判断什么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精华，什么是陈旧的东西、糟粕，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时代条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以文化人”，正如习所说：“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亚星体育，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