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星体育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大师张锦秋先生的艺术创作生涯已经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她工作勤恳，成果累累，其建筑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融经典风范与时代精神为一炉，浑厚典雅，集“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为一体，和谐端庄，作为建筑艺术，其影响力早已超越市疆国界，不仅是西安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2016年9月25日,“张锦秋院士建筑作品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同其他观众一样，我怀着喜悦与崇敬的心情，认真地观摩了每一座根据实物等比例缩小制成的建筑模型，仔细地阅读了每一件作品的文字介绍，欣喜地浏览了每一幅相关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图片，禁不住的情感是激动和感慨。

　　再过几天，就是张院士的八十寿辰。从1966年2月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西北建筑设计院参加工作算起，她在古都西安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她这五十年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和绝大多数作品，基本都是在西安进行和完成的，也是为西安完成的。她工作、生活在西安，把美丽人生和杰出作品都呈献给了西安。她在各种场合经常这样说，她要感谢西安，感谢西安人民，是西安给了她的创作灵感和实践机会。

　　城市建筑承载的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功能空间，同时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揭示了城市的结构如何改变个人的行为和人类的心灵，他说：构成一个城市，“是她的空间量度以及与历史时间之间的联系。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

　　古罗马建筑师有这样的说法：评判一座建筑的重要性亚星体育，主要看它的形式和在城里的位置。例如各种神庙与形式多样的教堂就是西方历史城市中的重要建筑。张院士的作品除了具备这两个因素外，还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这些作品对于西安，如同一把万能的钥匙，激活复苏了西安沉寂千年的历史记忆，又像一根神奇的魔杖，重新点燃了西安市民热爱家乡城市的激情。

　　在西安，当人们徜徉在风光旖旎的曲江池畔和巍峨肃穆的大雁塔旁，无不陶醉在周边精美的建筑群与名胜古迹和谐共生所带来的愉悦中，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对西安的热爱和眷恋。

　　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在西安居住的普通市民可能不知道陕西或西安领导人的名字，但只要一提起张锦秋，完全可以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形容其知名度。祖辈几代长居西安，我完全理解西安人对她的崇敬、喜爱和感激的心情是多么真挚。一位也不无羡慕地说：“西安有个张锦秋！”

　　正是与西安和西安人民五十多年的感情互动以及文化互动，成就了大师作品中深刻的文化理念和强烈的艺术追求，也帮助西安尽快实现“重振汉唐雄风、再建国际都市”的希望和梦想，为古都增添新的荣耀与辉煌。

　　论说张锦秋对西安的贡献，不能不从西安的历史说起。了解一点西安的历史，就能理解西安对中国文化生成演进的重要作用，也能理解西安人普遍存在的难以释怀的浓郁历史情结。了解了这些，再来读张锦秋的作品，就能体悟她的作品对西安当今和未来的意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安的两大工程成为“造福后代”的壮举：一是全面整修古城墙，二是引黑河水进城。

　　与此同时，由张锦秋主创的青龙寺空海纪念碑院、大雁塔景区“三唐工程”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相继竣工，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三项具有显著“唐风”色彩的工程会成为后来西安“重振汉唐雄风”的标志和底气，并成为落实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得力注脚。

　　张锦秋的这些后来被称为“风”的系列建筑独得西安人青睐，其缘由在于西安人有极浓郁的历史情结和极强烈的文化追求。

　　西安人的历史情结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这座城市历史曾经有过的辉煌十分自豪；二是为这座城市后来的凋零感到十分郁闷。这两个特点叠加在一起，就会变成一种强烈的奋发图变的情怀。

　　这种情结和追求，当然源于西安是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她有其独特的城市发源、发展经历，有独特的文化历史。这里的独特，不是指独立的城市发展史，而是她经历了极度辉煌之后的急剧衰落，巨大的历史落差，造成当今西安与国内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

　　人类文化的成果谓之文明，分为器物、制度、思想等三个标志领域。在西安这片沃土上开创、壮大直至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是这三个领域成果的全覆盖，从西周、到盛唐一千多年的时期中，理所当然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至今还保留着全部文化遗传基因，一俟历史条件成熟，仍可以重现生命活力。这在全世界都可称为一个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外国人称为“世界第八奇迹”，其实这只是西安历史文化奇迹中的冰山一角、九牛一毛。因为秦始皇陵的一个小小陪葬坑被称“世界奇迹”，那么秦始皇陵的主体建筑“秦始皇墓”该称什么？

　　中国有许多历史都城，每一个历史都城都可以代表一段中国历史。从全国看，北京代表元、明、清三个封建朝代历史，前后约五百年；南京代表东晋和南朝四代以及明代初年历史，前后约三百年；开封代表北宋，杭州代表南宋，前后加起来也三百年；洛阳代表东周、东汉、西晋以及北朝、武周以及五代，前后加起来有八百年。西安，则代表西周、秦、西汉、隋、唐这几个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进取时期的历史，前后约一千二百年，无疑是中国历史都城中的翘楚。唐代文化从根本上定型了西安。今日西安地面、地下唐代文物遗存最丰，唐文化影响也最大，在一定意义上，称西安为“唐城”亦不为过。在国外城市中，华人聚集的地方被称为“CHINA

　　TOWN”，但华人还是喜欢译为“唐人街”，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唐朝至今为国人引以为骄傲。

　　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都城长安城规模宏大，七倍于现存的西安城墙圈内的面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巍峨壮丽的建筑、雄浑齐整的布局、博采兼容的气度，加上唐王朝无比强盛的国力，孕育出丰富精湛典雅的文化，涌现出无数飘逸俊秀的人物，名副其实地成为万国仰慕的国际大都会。盛唐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以中国文明智慧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当时世界各类文明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当然是西安文化史上最壮观的一页。

　　唐文化是一种高容量、高能量的文化，尽管已相隔了千余年，今天国人谈论起来仍有一种烈焰灼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西方人谈论起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时不由自主就流露出崇敬、神往的心情。

　　从纵向考察，唐朝直接继承了魏晋以来南北两方的优秀文化，又得天独厚全面继承了周、秦、汉文化的恢宏气度，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围棋等文学、艺术空前大普及、大发展，特别是唐诗和唐代书法，从此成为中国文化启蒙教育的范本和文化理想追求的楷模。

　　从横向考察，唐朝对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从宗教、信仰到饮食、衣着，从文学、艺术到工具、器用，都尽可能地兼收并蓄。值得一提的是，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终于在唐代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儒、释、道等驾齐驱、共存并尊的文化现象。教和基督教的分支——“景教”也在唐代正式取得地位，显示了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文化的亲和力。

　　由隋文帝时代发轫、初唐定型的科举制成为世界史上罕见的各阶层士人进身报国参政的主要途径，规范了后世读书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金榜题名”从此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三大喜事之一。这时的都城长安，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一种“无限风光尽被沾”的自豪。

　　然而，到了唐朝末年，先有黄巢造反时的破坏，后有朱温迁都时的毁灭，无比壮丽的皇宫殿堂建材被拆卸一空，通过渭河运往洛阳，长安城变成一片废墟，从此不复为国都，凋敝沉寂达千年之久。

　　国都的东迁、南下、北上，标志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同时也带来国家文化中心的转移，这不但造成西安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也必然使长期依傍政治促进、推动而蓬勃发展的西安文化势头一落千丈，仿佛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突然间江水断流，河床，沙石面天，而且一断就是一千年，可谓“沧桑巨变”。

　　著名艺术教育家陈师曾先生说过一句很值得寻味的话：“传统，传统，不‘传’无以‘统’之，不‘统’无以‘传’之。”西安政治文化地位的失落，造成西安文化在“传统”上产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心理矛盾：该“统”什么，该“传”什么，已经失去目标，失去动力。而且，对当地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也带来重大影响。这就是近千年来始终困惑西安的那种剪不断、割不舍、摆不脱的所谓“历史情结”。

　　在这段时间里，陕西、关中、西安几乎从未大兴过土木，城市凋敝，乡村落后，一切似乎回到了秦汉以前。无数外地文人骚客慕名来此访古，找不到昔日京都的一丝繁华。古人有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但西安“此地”连“黄鹤楼”也没留下，只有七十几个貌似土山的皇帝陵屹立道边，无限凄凉。陕西人不无自嘲地说：“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写过一首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曾面对古长安的凋敝荒凉状况发出感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中“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两句仍令今人触目惊心。历史上的陕西文人不甘寂寞，总结出“长安八景”（又称“关中八景”，因为这“八景”原来都在古长安所在的“京兆郡”或“西安府”辖区，民国初年一度改为“关中道”辖区）以壮地胜。读懂或欣赏这“八景”，需要付出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其他东西。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顺便为计划创作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做一次实地考察，获取创作的灵感。然而，关中大地荒凉破败的景象令他失望至极、满腹辛酸。后来他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写道：来陕西见到的一切，使他“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彻底破灭，以至于“一个字也未能写出”。鲁迅先生讲学之余，为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题词：“古调独弹”。细细品味，可褒可贬，但似乎又是无贬无褒，遗憾难言。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获得新生，在“一五”“二五”期间出现了一段难得的建设高潮，但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发展又停滞难前。即就是到八十年代初期仍是步履蹒跚，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除了“自嘲”，又多了几分“自黑”。某本小说中的“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怒吼秦腔”两句话被央视主持人当众引用嘲笑陕西，令人极为难堪。如果没有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西安几乎没有值得自豪的一点心情。

　　然而，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不会轻易被抹去，希图“重振汉唐雄风”一直是西安人的梦想。尽管曾经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西安文化已经逐步收缩蜕变为一种地方文化，如同一条在宽旷而干涸的河床上若隐若现的涓涓细流，但仍在顽强地流淌，因为她毕竟是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这种执着追求的本身，也是西安文化传统中一种值得讴歌的精神。这种精神，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得以重振。

　　要指出的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不可能自动“跳”出来，它必须借助一些遗址或符号才能显现。我曾在现场眼见张锦秋先生在一次央视访谈节目中手绘了从大雁塔、城墙、城楼、钟楼到大明宫含元殿那条美丽的天际线，正好是西安古老的城市记忆。回头再看她在西安的系列建筑，会发现她完美地将优秀传统与现代精神相结合，并且为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呼唤城市历史记忆的新符号，为重振西安文化精神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南广场、大唐芙蓉园、大明宫丹凤门、临潼华清城以及大唐西市等等这些建筑面前，人们直接感受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那种恢弘大气，仿佛“梦回大唐”，谁能不为之自豪？而且，这些建筑只能出现在西安，也只有西安才能赋予这些作品以伟大的意义。因为，只有西安才是名副其实的“唐城”。

　　一首脍炙人口的军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张锦秋作品的创作力量，应当就是来自这样的“大地”和“希望”。

　　多亏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西安才重获天时地利人和，得逢“旧貌换新颜”之大好际遇。三十多年来，西安迎来了自唐以降历史最好的时期，百废俱兴，实现了国民经济发展以两位数递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心理与时俱进。张锦秋先生的建筑创作也迎来了果实累累的鼎盛时期，实现了与西安发展的同步与互动。这也使张锦秋先生具备不同于其他建筑师的机遇和优势，她的创作得到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绽放出鲜艳夺目的花朵，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令西安和西安人一扫颓窘，扬眉吐气。

　　这三十多年来，西安发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实力有较大的提升，年地方国内生产总值由100亿跃升为5000亿，财政总收入由10亿提高到1000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50亿猛增为6000亿，其中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由1亿增加到500亿。需要说明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全市累计用于城市建设的投资不足100亿。二是思想观念产生重大转变，由封闭保守走向开拓进取。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委礼堂、陕西建工总局两座所谓“大屋顶”的建筑刚刚出现就受到严厉批判，建筑界“谈古色变”，流弊久远亚星体育。七十年代西安新建了一座两层楼面积不大的北大街商场，竟作为“兴建楼堂馆所”的典型受到全国通报批评。

　　不难想象，在七、八十年代西安经济发展相当薄弱的时期，不可能出现后来类似大唐芙蓉园、曲江遗址公园、临潼华清城这样的大项目，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任何一个建筑大师都是无法作为的。张锦秋建筑作品的轨迹，正好见证了西安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伊始，中日恢复邦交，日本与西安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青龙寺空海纪念碑院的兴建。正是这个项目，给了张锦秋先生思考“风建筑”的初次尝试。接着，西安又与日本合作兴建“三唐工程”，她主持设计了的唐华宾馆、唐歌舞餐厅和唐代艺术博物馆。特别是“三唐工程”这一组建筑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充分表现中国经典的空间关系理念和园林山水布局，通过众星捧月、奔趋呼应的建筑和意境丰富、韵味饱满的庭园，映衬、烘托恢弘雄伟的古塔，形神兼备、刚柔相济，与大雁塔周边文化历史环境浑然一体并锦上添花。

　　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作为实现周恩来总理遗愿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项目提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议事日程，被列为国家“七五”计划中的重点工程。张锦秋不负众望，带领她的创作团队出色地完成了这座象征“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宏伟建筑，成为古都西安的新地标。这是“十年浩劫”后我国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国家级博物馆，具有浓郁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三十多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了国内外无数观众和外国要人，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华夏文明展示基地，该建筑后来被评为“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随着岁月流逝，其光芒愈加夺目。

　　1984年国务院批复了西安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西安在今后的建设中“要保持古城风貌”。西安市领导提出“保护古都风貌要保护古建筑，突出古建筑”，及时制定颁布了古建周边限高等地方法规。但符合西安古都风貌的新建筑究竟应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当时从省市领导到普通市民大家都很茫然。之后，西安市领导又提出“重振汉唐雄风、再开丝绸之路”口号。关于西安的建筑风格曾有过几次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当因地制宜，主要体现盛唐气象。遗憾的是，代表西安历史辉煌的标志建筑如周代丰镐两京、秦阿房宫、汉长安未央宫，都只留下遗址，曾经享誉世界的精美、壮丽的唐代木构建筑包括唐大明宫宫殿、寺庙现已基本无存。如何在西安今后的建设中体现大唐风貌，无疑是一道难题。正是在这个时刻，张锦秋主持设计的“三唐工程”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让全市人民耳目一新、精神振奋，这些建筑的杰出贡献在于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指出了方向，成为典范。

　　进入2000年后，时代在进步，西安在发展，西安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跃升，开始有能力启动许多投资更多、规模更大的建设项目，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系统保护和特色彰显。这也使张锦秋的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得以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发挥。这十多年来，她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个脚印都是那么踏实有力，从曲江大唐芙蓉园、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大唐西市，到世园会长安塔、临潼华清宫广场，她主持设计的每一项建筑，都为西安的发展增光添彩，带来新的辉煌与荣耀。

　　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说过：“建筑是永恒的文化舞台。”许多建筑需要经过岁月河流的冲刷才能成为历史性建筑，但有的建筑一诞生，就是历史性建筑。这自然是由于这样的建筑承载着历史的重托，开辟了历史的新篇章。张锦秋“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她的作品已经成为历史经典。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西安的变化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关注。近几年，西安的新形象频频在央视春晚和各项庆祝活动中出现。备受瞩目的2016年央视春晚，西安和泉州成为两大分会场，同年央视中秋晚会，西安成为唯一主会场，地点就在张锦秋设计的大唐芙蓉园，让全国人民“天涯共此时”，沉浸在仙乐与美景完美结合的艺术享受之中。这个场景无疑会让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西安的崛起，吸引了国内各大城市的目光，也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给大家带来不断的惊喜。

　　在中央和陕西省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努力，如今的西安，一扫千年颓势，焕发勃勃生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相互依托，山川秀美，古风浓郁，远景恢弘。当许多城市建设陷入“千城一面”怪圈时，西安以崭新的形象、以鲜明的特色重新崛起于中国城市之林。

　　当西安南部大雁塔、曲江池周边面貌一新之后，在西安北部也因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而变得生动。公园最醒目的标志建筑正是张锦秋设计的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在西安的西部，出现了与著名唐塔——荐福寺小雁塔相呼应、以“天圆地方”取意造型的西安博物院和彰显“古丝绸之路”商旅文化的大唐西市，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均出自张锦秋之手。在西安的东部，以治理、修复“八水绕长安”之浐河灞河流域生态为宗旨的城市新区——浐灞生态区建设正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2011年，西安市在这里承办了以“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张锦秋精心设计的“长安塔”就矗立在园子的最高处。

　　“长安塔”不仅是园子里最大的亮点，更是东北城郊最大的亮点。我曾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园景：最美丽的是园中的水景，最壮观的自然是长安塔。它俨然是全园的核心，全园的灵魂，像是乐队的总指挥，统摄着整个园子的韵律和脉动；同时，它又是全园的标志，雄浑大气，升华了西安作为“华夏故都、山水新城”的理念。没有长安塔，整个园子的建筑便显得零散无主。长安塔的造型承古开新，雄浑大器，简朴高雅，得到各方一致好评。

　　黑格尔评述艺术形象时喜欢用“这一个”的特定概念，以示与众不同。长安塔就是典型的“这一个”：它的造型、尺度、材质和工艺制作，只属于这里；其他现存的古塔，如果移位摆放在这里，都会变得不伦不类。

　　从文化解读的角度，我这里还想说一点，长安塔将给这里带来长久的安祥。塔这种佛教特有的建筑传入中国两千年，一是造型中国化了，二是内涵也多样化了。除了舍利塔、藏经塔及各种纪念塔，中国民间更看重的是风水塔，保一方平安。长安塔地处泾渭浐灞四水交汇之地，立宝塔镇水，符合中国社会传统心理。这也是张锦秋为祝福西安美好远景的一份厚礼。记得鲁迅说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张锦秋充满浓郁中国古典特色的建筑，正帮助西安走向世界。

　　最后，想就张锦秋建筑设计的艺术风格谈点我这个圈外人的看法，也算一种解读。

　　文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风格就是人。许多人对张锦秋的作品称之为“风”。这个提法最早出自吴良镛院士为张锦秋院士《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书撰写的序言。据我所知，张锦秋先生并未刻意求之，她更认同和倡导、秉持“和谐建筑”的理念，强调建筑与城市和谐、建筑与自然和谐、建筑与人和谐以及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和谐，等等。

　　在仔细阅读了有关研究评论资料后，我赞同张锦秋的结论：她的建筑艺术风格是“和谐建筑”。无论从她设计的黄帝陵祭祀大殿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还是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和群贤庄住宅小区，显然不能用“风”来概括。同时我也赞成“风”的说法，但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子：张锦秋“和谐建筑”中有一部分是“风”。但无论是“和谐建筑”还是“风”，都是与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共进取的具有开拓创新的设计理念，用时下通俗的话讲，就是“接地气”。当今艺术界有一股暗潮：书法界流行“丑书”、美术界流行“丑画”，许多地方也出现许多奇奇怪怪的丑陋建筑，这些作品当然都不是“接地气”。时间是试金石。

　　与张锦秋建筑艺术风格有关的解读还有一个话题不能回避，就是当初“三唐工程”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刚建成以后，建筑界有称是“和风”的说法。

　　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故所谓“和风”就是“日本风”。以我这个圈外人字面理解，这种说法似乎不认为张锦秋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风”。我曾发表过一篇考察日本奈良、京都的文章，其中讨论过这个话题，在此简要表述。

　　唐代佛教寺院林立的恢弘景观如今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看到；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西侧门楣上还保留了唐代佛殿式样的石刻图，弥足珍贵。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实地考证，国内现存较早的唐代木构建筑是建于公元857年、唐大中十一年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这就使建于公元607年的奈良法隆寺（又名斑鸠寺）成为当今存世最早、也是最大的木构建筑。因此有人提出“中国唐代建筑在日本”的说法。也就是说，寻找中国隋唐建筑的式样，只有到日本奈良、京都。这确实令人感叹！

　　客观地讲，日本虽然是领土狭小的国家，却是一个学习过中华昌盛时期“大世面”的小国，不是“夜郎自大”的“井底之蛙”。从文化的形成、发展看，日本文化从本质上、气度上是一种“小”文化，却是一种能够吸收“大”文化的“小”文化。从盛唐到晚清，日本顽强学习世界强国时的“卑下”态度曾令许多中国志士“汗颜”。直到今天，日本还有许多学者在坚持研究中国，许多工夫令中国的学者自愧不如。比如，沟口雄三（1932—2010）的许多著作就值得一读。

　　无疑，日本在隋唐时期向中国学习了许多，奠定了日本的古代文化基础。比如，原来的国名“倭”或“倭奴国”是中国起的，后来自己改称“日本”、“大和民族”，也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启发。“和”与“倭”在日语中音读和训读“Yamato”（やまと）虽然是一样的，但“和”字确实取于中国《论语》中的经典名言“和为贵”。

　　但是，去过奈良、京都的人都会发现，日本现存的古建筑，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他们在建造时充分考虑了本地海洋气候的影响以及地震多发、建材也不如中国充足等等因素。走进奈良、京都各个寺院，都能看到房屋上那伸张很远的飘檐、架空的台座、注重材质的装饰性，这都是典型的日本风格。另外，寺院的整体布局不对称，建筑的体量、尺度也较为轻盈。日本近代著名建筑史学家关野贞（1868—1935）在1929年所著《日本建筑史》明确指出：日本“在上古所建造的建筑中，引进了中国、朝鲜等大陆建筑，逐渐形成和大陆建筑有所不同的我国所特有的建筑形式。”关野贞是日本建筑界泰斗，应当说，他的论述有相当的代表性。

　　据我所知，张锦秋先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赴日考察过奈良、京都、香川、九州的传统建筑，在学习“和风”建筑过程中，她着重厘清了“和”与“唐”的异同，比如隋唐建筑格局宏大、造型端庄、材质敦厚，以及挑檐挺拔、护栏多用汉白玉等等。同时，除了继续学习领悟梁思成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成果，她还认真研读学习我国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等先生多年对唐代建筑的研究成果，跟踪收集国内不断充实的考古发掘资料，从而使她对隋唐建筑的把握更为到位。因此，张锦秋先生开创的“风”系列建筑，是真正继承和代表了中国隋唐建筑的宏大气象和优秀传统，其创新点在于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并与历史及环境和谐统一，追求“神似”与完美，并非只拘泥“形似”。

　　正是通过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法门寺殿堂、慈恩寺玄奘纪念院、大明宫丹凤门等系列建筑的实践，令国人感受到与奈良、京都不一样的纯正中国隋唐建筑的风范和气度，成功地回应了西安如何彰显历史文化特色的难题，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尊重。这也是我国倡导“文化自信”的一种底气。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不懈的探索，西安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道路。这就是经过反复提炼、终于形成共识的西安定位：把西安建设成一座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如今，随着“一带一路”远见卓识国家战略的实施，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再次进入国家战略的前沿阵地，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西安将大显身手，前景无限美好。

　　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十年我十分庆幸能够经常见到张锦秋先生和韩骥先生，有当面聆教的机会，从他们擅长的专业、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职守，到他们善待朋友的诚挚与厚谊，令我如沐春风，获益甚丰。仅以此文表达一个西安老市民对先生的敬佩之情和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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