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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X艾维纳X刘瑜|“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亚星体育

发布时间:2023/07/13    浏览次数:

  亚星体育在英国管理巴勒斯坦时,和犹太人因为哭墙祈祷而发生冲突。耶路撒冷的军事总统询问耶路撒冷的主要拉比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为什么犹太人坚持要到这堵石墙前祈祷?我们可以在其它地方复制一堵相似的墙——毕竟只是一些石头而已。”拉比库克惊讶地看着他说:“有些人的心是石头做的,但这堵墙是长着人心的石头做的。”

  艾维纳教授与观众分享的这个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捉耶路撒冷的城市精神及其内在紧张。一方面,作为基督教、教、犹太教三大宗教的重心,耶路撒冷是毫无疑问的宗教之城,这座城市的故事是信仰——更准确地说,它是三个一神教共同的信仰;在上帝的城市里,一栋建筑、一条街道甚至一块石头都可能被赋予精神性的独特意义,这种不可复制的神圣,塑造了耶路撒冷不可替代的魅力。

  而另一方面,“神圣”背后那令人惊讶的宗教和族群复杂性,也埋藏了冲突和仇恨的种子。1867年马克·吐温曾写道:“耶路撒冷的人口由、犹太人、希腊人、拉丁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希腊天主教徒和一帮新教徒组成……地球上所有种族、肤色和语言,都被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万四千人展现出来了。”这种多族群、多宗教的格局持续至今,而各宗教和族群间的隔阂、矛盾与冲突从未彻底停歇。

  艾维纳指出,耶路撒冷城市精神的内在紧张之根源,必须在宗教与信仰的区别中探寻。真正的信仰关乎人与神的虔诚,而非人与他人、与族群或政党的特殊联系。但当信仰向下滑行时——确切地说,当信仰转变为一种不再允许人们表达真正的信仰的宗教时,矛盾和冲突显现。我们看到,当宗教把信仰放在政治机构的约束中、使之成为制度化的信仰时,它便在信仰与多样性、和谐、宽容之间树立起壁垒。这种专制的宗教让我们更倾向干涉别人应该做和应该相信的东西,并对任何不一致怀有拒斥甚至仇恨的态度。宗教使信仰与政党、与民族挂钩,以宗教竞争取代了信仰的并存,并在其中与权力结为亲密联盟。

贝淡宁X艾维纳X刘瑜|“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亚星体育(图1)

  但情况不应如此。追溯基督或犹太教的经典,我们能看到许多要求宽容对待他者或陌生人的教义。如果宗教旨在提升和创造一种和平、安详的意识,带来兄弟情谊,它就必须承认多元主义,必须尊重其他宗教,尤其在拥有共同的信仰——都相信上帝只有一个的时候。

  但如何促进这种包容性的精神,并缓和宗教和民族的紧张关系?艾维纳将希望寄托于“爱城主义”:对真正认可耶路撒冷城市精神并热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城情感,应该让他/她愿意并设想他人也喜欢这座城市。换言之,爱城情感将引导他们对其它族群、文化与宗教采取更为宽容与接纳的态度,因为唯有如此耶路撒冷才能保持一个整体而非一分为二。爱城,便是认可城市精神,并努力保全这座城市的整体性,爱城主义使我们天然地偏向多元与包容,并设想一个不同阶层、族群、性别的公民繁荣共存的社会。

  “两个在所罗门王前争夺孩子。所罗门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一位妇人点头应允,另一位却悲恸地说‘求我主将孩子归给那妇人,万不可杀他!’所罗门王当即判定她为孩子的母亲。爱城主义也是这样——真正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不会欲求将使之分裂的事。”

贝淡宁X艾维纳X刘瑜|“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亚星体育(图2)

  倘若贝淡宁和艾维纳更多将城市精神视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团结力量的话,刘瑜则更注重城市与自由的联系:

  首先,真正的城市精神必须自下而上地自发产生。这意味着政府不应成为城市精神的单一作者。定义“精神”的,应是每个人、每条街道、每栋写字楼、每个小区——马化腾可以是北京精神的作者,同样地,范雨素也可能成为北京精神的作者亚星体育。这种自发的精神将认可、并促进城市的公共性:在这里,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城市的成员。

  其次,城市精神必定是多样、多元乃至碎片化的。这意味着不仅北京和上海,或北京和巴黎的精神气质迥然不同,即使在北京内部,不同地区的精神也可能呈现各异的色彩——五道口的气质亚星体育,可能完全不同于朝阳区CBD的气质。承认城市精神的多样性,使我们正视同一个城市中阶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差异。

  最后,城市的精神,往往表现为一种消解权力并反抗权力的自由精神。以中世纪欧洲为例,城市,往往作为自由自治的象征,成为农民或商人远离封建关系剥削的避难所。刘瑜再次提及“巴黎协定”事件后纽约等城市反抗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指出发达的城市文化将为人们带来更多自由选择,并有力抵抗专制的或盲目的权力欺压。

  以城市精神来缓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遏制城市内的宗教文化冲突,并反抗不合情理的权力欺压——上述期望让我们看到了贝淡宁、艾维纳与刘瑜三位谈话者在面对当下种种社会困境与政治、宗教问题时探寻出路的努力。“爱城主义”期望向我们勾勒一幅自由、多元、和谐的图画,但要实现这样的图景,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多复杂的问题:

  比如,如何解决城市内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公民间的隔阂?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住在北京朝阳CBD的市民可能难以设想20公里外皮村打工者的生活。而“爱城主义”真的能够凝聚社会经济地位落差如此之大的群体,并使我们对另一阶层、另一族群的生活有真实的理解和共鸣吗?

  又比如,如何防止这种“爱城主义”导向一种不理性的排外情绪,乃至引起另一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哪怕“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的相互调侃尚且可以看作友好的玩笑,在面对一些香港居民对大陆人的“蝗虫”蔑称和排斥情绪时,我们能指望城市精神弥合这种偏见和拒绝吗?

  演讲者向我们展现了有“爱”的未来,而这种“爱”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与文化景色,还需要更多反思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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