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星体育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本章的论点是，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

　　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为世界各地创造繁荣提供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对世界各地的千百年文化传统构成潜在的威胁。下面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不久前，我在加纳向一批政企领导人发表演讲，谈了经济竞争力以后，一个年轻人找我，问我的演讲是否意味着他的国家若想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就需要改变自己的文化。他指出，在他的民族，文化传统要求十分尊敬长者，而他那个乡村的许多长者都希望年轻的领导人不要太多卷人商贸事务。

　　他的疑问表明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不是需要改变他们的文化遗产，才能更有意义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个地区是否有可能既保留自己的历史和特性完整无损而且尊重自己的文化，同时又具有全球竞争力？

　　这样的问题，本书许多撰稿人都提出过，可是没有明白的答案。本书两大主题是文化和人类进步，要理解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容易。要理解它们二者而且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亚星体育，更是难上加难了。

　　戴维•兰德斯、迈克尔•波特和杰弗里•萨克斯这三位撰稿人谈到了另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如政府政策、地理和疾病等等，就它们的作用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另一些人谈到了文化在形成人们对待工作、信任和权烕的态度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人类进步。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仍有待于回答：在发展中世界怎样才能促进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变革？此外，正如理査德•施韦德所问到的，这样做，会不会威胁到当地文化的完整性？它会不会限制我们让其他文化照亮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

　　我们博德公司的同仁和我本人给一些地方的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当过顾问，费了不小力气考虑如何创造较有竞争力的经济，提供相关建议。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遗产和体制。一次又一次，我们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指出需要改变某些特定的政策、谋略、行动或人际交流模式。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荣幸地为之出主意的那些领导人都承认我们的看法有道理。然而，我们也明白了，对于怎样发展经济的紧迫问题提供了好的答案，并不足以引出必要的变革而扭转经济运转不灵的势头。人们往往是接受了有理的意见，懂得了他们需要变革，表示决心要变革亚星体育，可是随后又回头走老路。这种回头走老路的倾向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化特征，而是表明，那些希望促进一种不同的、较繁荣的前途的人们，面临了更深刻的挑战。

　　经济进步有赖于人们改变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改变领导者们在作出那些导致经济运转不灵的决策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信念和见解。霍华德•加德纳在谈话中提到，研究认识论的学者们都力图理解人们用以认识世界的心理表象。若要开创持久的变革，就得从这里变起。彼得•森吉等人将这种表象称为“心理模式”，森吉给“心理模式”下的定义是“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和如何采取行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见解、泛化概念、直至图像或形象”。

　　本书的许多撰稿人谈到，分析文化价值观和经济进步关系时，“分析单位”不明确。它应是一批具有相似宗教信仰遗产的国家，还是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的单个国家，抑或是国家内部由共同信念联结在一起的各不同社群？罗伯特•埃杰顿就指出，可能存在着经济单一而文化多样的情形。

　　根据广泛的宗教信仰或其他广泛的文化特来解释经济表现的优劣，并不能帮助我们就文化问题进行有成效的对话。正如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所说，学者们曾经用儒学来解释亚洲的失败，以后又用它解释亚洲的成功，然后还是用它解释亚洲的危机。在基督教方面，对比天主教和新教的职业道德观念，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看法，但这些分析仍然太抽象了，不足以引起变革。何况总有例外情况：在不利于进步的文化之内，有些天主教徒干得卓有成效，很成功，而在有利于进步的文化之内，有些新教徒干得很糟糕。因此，我们需要把分析方式弄得比较明确一些。

　　在理解文化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时，将心理模式用作过滤器，是有助益的。心理模式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基本信念。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宏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则是微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适用于个人和人群，而且是可识别的和可变的。文化反映的是个人心理模式的总和，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模式的类型。二者相连系于一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之中。

　　开创变革的真正着力点很可能在于帮助改变个人层次上的心理模式，首先是改变个人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心理模式与繁荣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一定强行带来全球文化的均质化。为了理解这一关系，不妨先简要综述一下国家繁荣所面临的挑战。

　　本书总的目的是探讨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在下文中，我们的第一点论断是，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根本。要共同认识到，发展中世界的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他形式的人类进步（例如保健、教育、基础设施等等的进步）均有赖于成效好的经济活动。于是，问题就在于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是怎样运作的，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促成卓有成效地利用一国的资源，为人类进步创造机会。

　　这就引出第二点诊断。我认为成功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正是在各个企业的层次上创造着财富。产品制造出来，服务提供出来，生产率得到提高，财富就得以产生。没有成功的企业就不会有经济进步，而没有经济进步就不会有人类进步。这些诊断就导致以下的三段论：

　　在作出这些诊断以后，我们讨论的重点马上就转入到企业成功靠什么，如何促进这样的企业。

　　杰弗里•萨克斯和博德公司对世界各地不少国家经济情况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运作往往不如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虽然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拥有独特比较优势的国家应当专门发挥它们的优势，可是，自然资源丰富而集中向全球市场销售这些资源的国家，按其人均收入计算，往往是最穷的国家。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运作较差，其原因一般在于，自然资源产品通常是大宗商品，其生产者对这些商品的价格没有什么控制权。事实上，过去25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在逐渐下跌。结果，许多国家是出口更大量的货物，实际挣来的钱却更少。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不会保证经济繁荣。

　　有的国家想发挥它们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其结果也是一样。靠低劳动力成本从事出口，就必然需要保持低工资。如果提高工资，产品就失去竞争力。这样就陷于由穷到穷的循环。一旦产品失去竞争力，企业只有改行，或是转到工资更低的邻国去。

　　依靠自然资源和依靠低工资的战略都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能创造高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取得成功，显然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机构办事的透明度和效率，充足的基础设施，有文化的劳动大军，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等等。这些主题都得到了大量的分析，然而，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层次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如何，却研究得相对不足。

　　在过去20年来，迈克尔•波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企业、地区和国家这些层次上的竞争优势，他的研究促使人们更深人地考察影响经济成就的微观经济变量。在《199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他提出了用以衡量一国竞争力环境品质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他指出：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包括政府稳妥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的政府开支，政府在经济中起有限的作用，以及向国际市场开放，能促进国家繁荣。然而，要确保繁荣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虽是必要的，却仍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一~或许还是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其根基在于企业的运作方式和谋略，以及企业的投入，基础设施，还有构成一国企业竞争环境的体制和政策。除非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有适当的改善，否则政治上和宏观经济上的改革是不会结出果实的。

　　既然越来越多的人对宏观经济管理基础达成了共识，人们也开始对微观经济的竞争力基础有了认识，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经济表现欠佳的国家中，为什么实现变革如此困难？是不是必须先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健全的经济和扎实的微观经济基础，然后才能有长足进展？显然，具备那些条件，是理想的。然而，经济发展这种现象往往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商界领导人会争辩说，如果政府没有把事情安排就绪，他们是无法筹划更好的谋略的，而政府领导人则争辩说，如果商界没有竞争的愿望而老是指望政府的保护，政府是无法采取什么重大步骤的。

　　繁荣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也要求人们具有“竞争心态”以促进国民经济中的创新和生产率。

　　根据我们给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当顾问的体会，对他们面临的谋略问题找答案并不难，即使是在政府政策不高明和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找答案也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办事的想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老一套的比较优势思想，在体制、法律和政策中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表现。这老一套的想法使得领导人很难作出别的不同的选择。

　　下面，我们把自己在发展中世界观察到的各种思想模式，简明概括起来，列表加以对照。按照格龙多纳和哈里森的分类，左边是企业层次上的“进步的特点”，右边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利于进步的特点”。

　　再说一遍，企业要改变竞争方式，还会遇到许许多多实际存在的政治障碍和物质障碍，例如国家经济运转不灵，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工人不足，等等。然而，时不待人，企业领导人已不能等到全国基础设施改善了，再改变自己的竞争想法和经营谋略。如果他们不能本着创新的精神解决自己的经营问题，全国经济也不会有改善。最好是政企双方协商合作，共同改进，搞活经济。

　　许多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竞争模式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企业竞争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得它们陷于大宗商品交易，很难赚取高额利润。可是，没有高利润，它们就无力为人力资本作重大投资；不对人力资本作重大投资，它们就建立不了较深的创新源泉。

　　然而，也有另一种做法，能在可持续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股本的良性循环：企业发挥首创性，开发较复杂的商品和制定较成熟的经营谋略。这样就可以建立高利润率的企业，有条件为人力资本作更大投资。职工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就会促进较高的创新率；创新率提高了，就有能力提供日益复杂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看世界，就有可能设想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取代那老一套的比较优势。

　　虽然凭直觉也能看出这一模式有道理，但是要说服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改变他们现有的竞争模式却相当困难。迈克尔•费尔班克斯和我过去十年来花了很大功夫去鼓励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釆取新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放弃那种虚幻的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种基本因素去竞争的想法，转而设法建立竞争优势。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看到，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经常是沉溺于以下一些谋略模式和行为模式，因而难以创建较复杂的竞争优势源泉而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的成就：

　　上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有效的经营实践及努力的学习，上述的谋略模式应是可以改变的，可是要看到、认识和改变上述的行为模式，却困难得多。

　　这些模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在全球经济中不能具有竞争力。然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的各个国家，这些模式竟然都会出现，这是为什么，还不清楚。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变量大不一样，可是微观经济模式却惊人地相似。

　　这些情况表明了文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人们对企业、经济或竞争的想法，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战略选择的质量。

　　要理解企业领导人为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组织他们的企业和采取他们的谋略，有一个办法，就是理解他们对自己日常紧急问题是怎么想的，怎样采取对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试图理解一国的各个不同群体对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想的。

　　全国调查。从1992年起，我们博德公司派出一个小组到各个发展中国家，逐一研究如何提高它们各种产业的竞争力，向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相关建议。我们起先研究的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谋略。可是我们认识到，现有的政策环境和现用的谋略与其说是我们观察到的模式的原因，还不如说是那些人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的结果。于是我们安排了一系列调査，了解各关键群体对怎样创造财富的想法。我们在哥伦比亚开始这项工作，调查对象为政界商界领导者近四百人。调查内容是他们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想法。我们的目的是要看出，在哪些关键问题上可以促成广泛的共识。

　　我们的调研从衡量他们在关键的全国性问题上的态度差异开始。我们设计的一套调查表格是为了看出他们在哪些问题上看法相同，在哪些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结果，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在许多人认为并不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双边贸易协议和促进出口等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而在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汇率和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上，却共识程度很低。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还看不出该从何着手变革。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有利于促进变革，我们决定把按问题分类改为按部门行业分类，以便能利用分析结果激励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变革。

　　我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有高度防范心理，所以我们推论，需要得出明确的分析结果才好推动全国性的辩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看出在哪些关键领域意见不一致，我们就可以设法促使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形成共识，共同努力提高哥伦比亚的竞争力。

　　例如，我们发现，反走私对于纺织行业来说很重要，他们正在努力反对大量纺织品的非法进口，但是对于别的行业和政府官员来说，这一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控制通货膨胀对于花卉行业极其重要，但是皮革行业不那样重视它。随后，我们按部门行业请这些领导人参加一些研讨会，尽力让他们明白，他们信念中普遍存在的比较优势观念实际上严重阻碍了他们提高竞争力。

　　以上的这些努力使我们较好地认识到，是哪些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妨碍大家形成共识。但是，看出人们在政治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虽然重要，却仍然无法解释企业层次上的行为。

　　然而，我们发现，不但政企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而且不同城市的领导人之间意见也有明显差别。于是，我们对哥伦比亚五个大城市的经济表现作了深人调查。我们发现，它们在观念、作风、工作方式以及经济成就方面，均各有特色。

　　地区调查。我们调查的五个城市是巴兰基利亚，布卡拉曼加，卡利，卡塔赫纳和麦德林。它们的领导人对于自己城市竞争力靠的是什么，见解很不一样。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城市是麦德林，它的领导人认为该市优势在于文化和人力资源，即现在人们所说的社会资本。五市当中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是巴兰基利亚和卡塔赫纳，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优势在于自然资源。这就有力表明了一个地区人们的心态与经济成就高低的关系。每个城市的人集体说来对于本市竞争优势的源泉的看法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可变性。竞争心态最佳的城市麦德林则创造了哥伦比亚全国最高的生活水平。

　　我们在哥伦比亚五个城市对领导人作调查的结果使我们确信，一个地区所作出的选择，质量高低不一，其中有影响的，木是文化本身，而是该地区领导人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认识。这就是他们在创造财富、社会资本和行动方针这几个层面上的信念的总和。总之，我们发现的这些城市的差别是由于它们领导人心态的不同。

　　注重比较优势的心态，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形成的结果。它是一种变革的心态。倡导变革的人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他们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他们那里的民众并不都很理解的。通过深人细致的分析而得出的明智见解应当足以启发人们去变革。可是，我发现的情形跟彼得•森吉下面的看法是一致的：

　　新的见解未能付诸实施，因为它们与我们内心深处固有的事物运作图景相冲突，那些图景把我们限制在我们所熟悉的想法和做法上面。正因为如此，处置心理模式的学科一一研究如何展现、检验和改善我们内心深处的事物运作图景的学科——有希望成为建立学习机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改变心理模式将是一大突破，有助于领导人把自己的国家变得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首要的任务在于突破那些妨碍人们建立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建立竞争心态的心理模式。文化上的变化必然会随之而来，但是任务不是要改变文化。任务在于为创建有竞争力的企业创造条件，因为这样的企业将是支持人类进步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我们在国家层次上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所作的调研，使我们识别了是哪些全国性的问题妨碍了建立全国共识。我们在地区层次上所作的调研则使我们识别了地区经济繁荣所面临的挑战。可是，当我们开始试图变革现状时，我们认识到应当着手于一个更有活力的干预层次，这就是识别各种想法相似的人群。

　　为了创始有意义的变革，就有必要识别什么样的人将从变革受益。笼统地区分一个人是否属于“政府”或是否属于某一城市，是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做法是识别人们对于怎样创造财富所持有的想法，而不问他们是属于哪个部门或地区。

　　当我们在委内瑞拉工作时，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而想出了一套调查方法，以后在世界各地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单是看当前有哪些问题使人们产生分歧，而且还很仔细地分析各类人对竞争问题有何看法。这样，不是按机构部门或地区作区分，而是按信念体系作区分。例如，在委内瑞拉，我们发现有五类人各自对关键问题持有与其他四类人不同的看法。这“五种委内瑞拉人”不是按所属单位或地区，而是按照他们对影响经济的各个变量所持有的信念，来加以界定。

　　1997年，凯亚•米勒和博德公司小组在萨尔瓦多对该国近四百名领导人作过调查，证明就变革因素而言，最有意义的分类标准是心理模式。他们在调查中运用了几十个变量作衡量，这些变量再归结为十一类因素，看出这些人对萨尔瓦多竞争潜力的看法可分为五大类。

　　人数最多的一类被称作“失望者”。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对政府和私营经济均感失望。至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其境况，这类人没有什么强烈的意见，但他们十有八九认为萨尔瓦多正处于危机之中。

　　人数占第二位的是“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萨尔瓦多克服现今困难的唯一办法是由很少几位政府决策人来处理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第三类人是“奋斗者”，他们与“中央集权论者”见解相反，认为应依靠的是老百姓。他们相信，在政府适当支持之下，老百姓能为萨尔瓦多创造较美好的。

　　人数最少的一类是“保护主义者”。虽然几乎各类人都多多少少赞成政府对经贸实行保护，但保护主义者的这一主张最强烈。他们公开主张采取的政策包括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以及其他各种政府保护主义战略，认为萨尔瓦多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中成功地竞争。

　　与以上四类人显著不同的，是“经济开放论者”。这类人认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贸易、教育交流等等方式建立国际联系。他们觉得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支持不够，但是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他们也决心努力前进，争取成功。

　　应当指出，这次调查的对象包括商界、政界、学术界、劳工界等各方面的领导人。调查的地区也广，包括圣萨尔瓦多、松索纳特、圣安娜、圣米格尔等城市。调查结果按职业和地区加以分类，都能看出一些问题，这一点与五年前哥伦比亚那次调查相似。然而，按心理模式作出的上述分类中，每一类都包括了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的人。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家，人们之间的真正分野不在于他们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或从事什么职业，而是在于，对如何创造财富这一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基本信念、见解和态度。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又饱受长期内战之苦，它有自己的历史，显然有它自己的民族文化。在那里，我们既与担任过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领导职务的人们交谈过，也与民族主义共和联盟这一保守政党的领导人交谈过，从这些谈话中，我们看出，即便是在这个饱经战难的国家，只要对人们作正确的分类，仍可看到人们的共识。从政治、经济、职业或地区上分类，还不足以看出人们对其现实的想法。另一方面，从心理模式上分类，才能突出表明人们态度和信念上的分歧，看出是哪些态度和信念妨碍着创造财富的进程。

　　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们在委内瑞拉向一批领导人说明我们调查心理模式看出有“五种委内瑞拉人”以后，听众中有一个人举手，问我们怎样使他们“再成为一种委内瑞拉人”。他头一次明白，在心理模式基础上创造共识，就有可能实现变革。

　　文化重要。但是要在文化的层次中行动起来，那是十分艰难的。本章的论点在于，人们作出自己的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心理模式，才是开创变革的真正着力点。再回头看看本章开头时谈到的那位加纳人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改变文化才能适应全球经济？无疑，文化会起变化。但是，这里应当讨论的，不是文化本身如何，而是人们对待相应变革层次有哪些信念体系。着力看出有哪些心理模式限制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并加以理解，这就是朝着人类进步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要进步，就必须能够创造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虽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在继续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一定的政策架构或治理方式是怎样影响着经济进步，但如今日益重要的是要理解，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必须花更大力气帮助企业提高其竞争力。

　　有些谋略比另一些谋略更能成功。有一些企业比别的企业更能成功。它们找到了可持续的经营谋略，投资于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和创建竞争优势。每个企业都有潜力这样做，但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却很少。

　　竞争心态{心理模式）影响谋略。良好经营谋略的限制因素不是教育水平，不是政府政策，也不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良好的经营谋略要求具有竞争心态，.即指导着人们如何看待竞争和创造财富的一套信念、态度和见解亚星体育。

　　心理模式分布在各类职业和各地区的人群中间。缺乏竞争心态，不能怪国家政策不好，也不能归咎于总的文化或某一组织机构。我们就心理模式进行调研后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各种心理模式都广泛分布于各地和各行业的人们中间。有某些心理模式——笼统地说，是比较优势心态——限制着企业成功的能力。

　　为促使企业成功，需要调整心理模式。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凡影响到人们对待风险、信任、竞争、权力及其他重要变量态度的基本心理模式，均须得到适当调整。

　　最后，改变心理模式可能会引起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明显变化。但是为改变文化而努力，并不会改变一国经济的优劣。适当的分析层次应是个人和企业这一层次。应当努力去认识是哪些心理模式驱动着人们作出他们的战略选择，然后将这些心理模式作为变革努力的焦点。